「受超预期的不利因素影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这是官方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务院确定6方面33项措施，从财政、金融、投资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进行大力度调节。紧接着，国务院召开逾10万人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这33项措施，效果如何？ 2008年中央曾经4万亿投资计划抵挡当年次贷危机的冲击稳定经济，今朝比较，是否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又会否留有隐患？

工具能用尽用 无辣招

首先，此番国务院33招包含六个方面：财政、金融、稳产业链供应链、促消费和有效投资、保能源安全、保障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就可以稳就业促进消费保民生，这是政策的基本逻辑。但坦白说，基本没有新的辣招。特别是扶持企业部分，工具用尽，但效果不佳。

最大工程是体现在财政政策方面。留底退税，就规模来看，目前来看还是最大的一项。诚然，留抵退税是一个好政策，但最大的受益者是大企业，尤其是那些周转较慢的装备制造业，而中小微企业的受益较少。

此外，对企业的纾困，其实最关注的是社保费的减免。然而，社保政策此次看「软」了很多——缓交养老等三项社保费，只缓不免。当然，中国社保基金总体的运转，不能够支持大面积的大幅度免缴。 但其实这个部分体现出来的是，财政手段、财政工具，其实差不多用尽了，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压力都很大。
此外，此次也有提到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这次明确新增一万亿以上。但像这种这种优惠政策，一般的企业很难得到。

在金融政策方面保持了政策的一贯做法。增加给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其实强制金融企业、强制银行提高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额度、比例，对于银行来说，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在稳产业链供应链层面，这次提到了一句话，「完善对白名单企业服务」。事实上，白名单制度在当前复工复产形势下是否落后了呢？是否更大幅度的放宽复工复产的要求，以复工复产为常态，而不应该是限定在白名单名单上面的复工复产呢？

5月1日，在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电缆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上海全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新华社）

事实上，新冠疫情以来，这两年的政策重点都放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上面的。对于大企业，政府的纾困手段容易到达。比如新增贷款、延期贷款、降利率、重点扶持项目等等，这些政策可以直达，一是大企业数量少，业务成本低，银行也都愿意做这种大型企业的生意。然而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中小企业的纾困政策不容易直接到达，效率容易形成折损。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的政策，很难达到那些真正困难的企业，另一方面，真正困难的企业，它本身的信用度比较低，风险较高，要强迫金融机构去提供服务也是不合理的，这不是市场化的手段，也会造成其他风险。

疫情来到第三年，中小企业已经非常疲惫，在预期无法提振的情况下，工具能用则用，也无辣招可用，但确实效果不佳，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头疼医头 央地矛盾如何破

是什么影响政策效果？坦白说，为什么政策不新不辣？这些政策还是以头疼医头的方法来处理应急问题，没有找到问题根源，没有开出解决病根的药方。

最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指出，要加快构建新的发展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句话，中央反覆强调过很多次。但六个方面33项政策里面很难找到改革方法。 而这中间还有一个更大问题逐渐凸显。中央在六个方面33项措施，基本上就是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财政的、金融的政策框架下，而在地方，对问题的理解又是不同的。

房地产政策的差异性最为明显，以此为例。中央财政以及获得专项债补充的省级财政，对土地财政下滑的抗压性要强，能够与中央银行及监管层面的限制性政策进行配合。但是，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区市和县则积极拯救楼市，希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现在第一需求是增加财政收入，盘活房地产是最直接的。这就是「两种财政之下的两种政策」。

此外，在消费刺激方面也能看到。有消费，税就会留在地方，比如汽车销售也会是地方积极推动的。

2022年一季度全国住宅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按年下降18.6%、25.6%。多地楼市发出了松绑信号。

在稳经济、走出当前困境的大框架下，要看清楚政策的推动执行，这两层关系必须要厘清，一层是中央想要做什么，一层是地方想要做什么。 更要注意存在的隐患。从表面的大账上看，以专项债贴补土地财政下滑，似乎可以在表面持平。但其实，必须谨慎，随着房地产市场下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鋭减，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下降，地方对专项债的依赖越来越大。这会增加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的负债率。地方不能一边告别土地财政依赖症，另一边又新增了专项债依赖症。

此外，土地财政依赖度大的地区县市政府，地方对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需求增加，这可能导致专项债下沉和扩大化。 专项债，原本是「专款专用」，投资者给收益相对可靠、风险相对较小的项目提供的融资。不过，今年4月，中央财政部允许地方扩大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包括城市网管、高质量基建、农村农业领域项目。这说明地方财政开始泛专项债化。假如专项债扩大到置换存量债务、经常性支出，那么地方财政进入一般性债券化阶段。当省级政府公共信用的债务融资能力下降到一定程度，只能依托于中央政府的公共信用来融资，即发行国债。

债务从来不是解决债务的办法，终归要回到发展问题上来。房地产市场下滑太大，对地方财政冲击太大，造成专项债发行规模大，而如此后面余量就更有限、效益递减。其实，专项债，主要还是靠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偿还，最终还是要落到房地产上。而政府所有的债务，最终还是要靠真实的税收来偿还。这定然也是接下来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万亿投资 不能简单类比 

此番33条政策当中，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再次成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中央政策倾向是有发生变化的。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当年5月底，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指出，「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

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当时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这样做可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

2020和2021年，中国基建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1.8%，较2019年低1.5个百分点。而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20和2021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累计上升13.6个百分点，高于2009和2010年累计增加6.6个百分点。可见，过去两年抗疫工作中，中国政府花钱多于上次危机应对，但投向主要转为民生支出而非搞基建。

但今年以来，内地疫情多点散发，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从高频数据看，3、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按年负增长，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持续低于荣枯线，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逐月下滑跌至2020年3月以来新低；社零总额名义和实际按年，以及主要分项数据连续按年负增长且降幅逐月扩大，尤其是4月份，限额以上企业社零和餐饮收入降幅按年高于平均水平，显示疫情冲击也开始波及大中型商贸企业。

在此背景下，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全面和超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新成为当前经济稳增长的主要政策取向。

重回投资和外需拉动意味着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依赖加大。但是，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就业结构已经转为服务业为主。在这种情形下，扩大投资拉动就业的效果或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事实上，今年以来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更不会有消费了。这是近年来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储蓄倾向上升，各种刺激消费政策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能活跃服务业生产经营及相关消费活动，即便扩大投资也将只是实现低水平的经济均衡。

当前，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重新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但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约束，所以亦不能简单类比次贷危机时4万亿投资应对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