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举办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工作会议，核心议题直指“两稳一防”——即稳住脱贫人口外出务工规模、稳住其收入水平，并防范大规模失业引发的返贫风险。会议特别强调，要推进返乡回流脱贫人口就业专项行动，杜绝“规模性返乡滞乡”现象。这一表述虽在官方文件中罕见，却迅速点燃网络舆论：部分网友担忧这是政府在“堵住”民众回乡通道，另一些人则视之为守护脱贫成果的务实举措。

“返乡滞乡”一词，指的是城市务工者大举回流农村，却因本地就业乏力而长期“卡住”无法再外出。这种潜在隐患虽未见大规模爆发，但高层会议的点名，已显示出决策层对其风险的警觉。在当下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关停潮涌、岗位紧俏的背景下，这种担忧并不突兀。许多年轻人吐槽：在都市拼死拼活月入仅3000元（约合551新元），远不如返乡搞副业、拍短视频来得自在。乡村生活低成本、高补贴、节奏舒缓的吸引力，正让“逃离北上广”成为热门话题。

网友争论中，有人直呼“失业了回家都不行？政策管得太宽了吧？”也有人推测，大规模返乡或将引发连锁反应：城市楼市抛售、职位空置、消费萎靡，最终拖累整体经济复苏。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表态与上半年大力推行的“返乡创业”政策形成鲜明反差。今年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透露，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已超1200万；3月，人社部部长王晓萍重申，支持青年回乡创新，以放大就业乘数效应；9月，国家发改委在湖南平江举办现场会，呼吁“量质并进”返乡创业，促成人才资金项目回流，助力乡村产业升级。湖北日报数据显示，前10个月该省新增返乡创业主体超9.5万个，同比增长逾51%，拉动本地就业近25万人，增幅超30%。

显然，官方本意是通过有序返乡注入乡村活力，推动乡村振兴。但若返乡演变为“被动躺平”式滞留，不仅难以为经济添砖加瓦，反倒可能放大农村就业短板、收入瓶颈。这并非所有返乡者都能转化为正面动力。财新网分析指出，大量回流者多为城市失业务工者，而非自带资金项目的创业先锋，后者往往学历较低、技能单一，主要依赖建筑、制造等领域。随着地产低谷持续，建筑业首当其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2023年该行业农民工减少近百万，其中2022-2023年锐减65万；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亿，建筑占比降至15.4%，较2021年下滑近4个百分点。2025年，多地返乡潮提前上演，如湖南衡阳县春节前后返乡18万余人，超4万未能及时返城。

在官方叙事中，2020年脱贫攻坚的“人间奇迹”仰赖近3000万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稳定收入。若这些人因城市岗位流失而返乡“卡壳”，昔日脱贫成色恐大打折扣。这也解释了为何“防返乡滞乡”成为当务之急：它直击城乡收入鸿沟——2022年农民人均收入仅2万余元，城镇居民则近5万元。不外出，收入腰斩；外出又难，返乡成无奈之选。

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而非个人惰性。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直言，破解之道在于重振城市民营经济，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容量。建筑业衰退后，务工出路需靠城市治理与发展“扩容”，主动开辟低门槛岗位。同时，城市应履行“领跑”乡村的责任，固化城镇化格局，让农村转型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归根到底，“返乡滞乡”折射出城乡在就业链条、经济机遇与公共配套上的深层不对等。政策干预虽是应急之策，其成败仍需经受市场与民生的检验。

我认为这一现象凸显了全球经济转型中的城乡断层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防范“返乡滞乡”固然必要，但单纯“堵”不如“疏”——通过AI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如智能农业、电商直播），可将被动返乡转化为主动机遇。同时，城市需加速产业升级，创造更多包容性岗位，避免“零和”式城乡博弈。长远而言，平衡发展才能释放人口红利，推动可持续增长；否则，政策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终考验的是治理智慧而非管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