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产者价格战加剧带来的通缩风险，北京释放信号，可能开启新一轮工业产能削减。此举意在稳定市场秩序，但专家提醒，比起十年前的供给侧改革，这次行动难度更大，就业挑战也更突出。在外部贸易摩擦升级、内部需求不足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如何平衡增长与改革，备受关注。

中国政府近期对生产者价格战的强硬表态，让外界预期可能有新一轮工业产能削减。这是一场应对通缩的行动，虽受关注却充满挑战，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风险。

本月，我国领导人承诺加强对激进价格战的监管，官方媒体也发出最严厉警告，称这种工业竞争正损害经济。这些信号与十年前的供给侧改革呼应 —— 当时通过削减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行业产能，终结了工厂出厂价格持续 54 个月的下跌。

不过，经济学家指出，此次抗通缩会复杂得多，还会对就业和经济增长构成风险。同时，与美国的贸易战加剧了价格竞争，挤压工厂利润。

和十年前不同，北京如今面临的挑战包括：私人所有制比例更高、地方与中央激励机制错位、其他经济部门刺激选项有限，难以吸纳产能削减带来的失业。

新一轮改革的难点在于，北京将就业视为社会稳定的关键。目前，出口企业甚至国企都在裁员降薪，青年失业率已达 14.5%。

“这一轮供给侧改革比 2015 年难多了，”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施赫岭说，“失败的可能性很高，一旦失败，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

经济学家预计，北京的产能削减会小步、谨慎推进。官员们急于实现约 5% 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会密切关注可能的溢出效应。

预计 7 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能发布更多行业指导意见，不过这类会议很少公布详细实施路线图。

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可能先瞄准曾被称为 “新三大” 增长引擎、如今遭官方媒体点名指责打价格战的高端产业：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产业在 2020 年代加速扩张，因为中国将资源从受危机冲击的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推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但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占全球制造业三分之一，普遍产能过剩。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称，多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 80% 的 “健康” 水平，这要归咎于国内需求疲软以及偏向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

美国和欧盟官员多次抱怨，这种模式让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充斥全球市场，危及他们的本土产业。

一家外资化工公司的姜女士（匿名）说，2023 年她所在行业的产能过剩就已明显，但企业仍在扩张。

“如果资金廉价又充裕，任何公司都会觉得自己不会破产，还能压垮竞争对手。” 姜女士说。

地方激励机制的问题在于，尽管制造商获大量国家支持，但和十年前北京主要靠行政命令削减原材料生产商产能不同，现在多数制造商是私企。

当前削减产能需要更不确定的市场出清过程：先削减补贴、廉价土地供应、优惠贷款或税收减免，再让市场优胜劣汰。

但地方官员执行这些政策时，激励方向相反：他们致力于发展行业龙头，吸引供应链投资和就业到本地。

一位匿名政策顾问说：“地方政府努力转型本地经济时，会鼓励企业投资太阳能、电池等新领域。”

这位顾问补充：“转型升级本身没错，但问题是大家都盯着少数几个相同领域。” 他还提到，与美国的贸易战暴露了这些行业 “过于庞大” 的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认为，地方政府的抵制会让 “重要且必要” 的产能削减成为长期、渐进的过程，单靠这一过程无法解决通缩压力。

颜教授在上周的一次会议上说，刺激需求会是更好的办法。

中国通缩压力持续，6 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第 33 个月下跌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面临两难：是选择因产出削减引发失业而导致的更深但更短期的价格下跌，还是选择更长时间的产能过剩和通缩以延迟就业冲击。

麦格理银行估计，上一轮十年改革导致数千万人失业。但摩根士丹利估计，当时高达 10 万亿元人民币（约 1.4 万亿美元）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为这些失业工人提供了新工作。

现在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度已大幅降低，但仍会有岗位流失。施赫岭说，其他同样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的经济部门 “无法” 吸纳这种冲击。

与十年前相似的是，上周高层再次讨论城市再开发，但这一领域的新投资可能规模太小，难以弥补工业活动和岗位的损失。

“我觉得不能再指望房地产消化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失业了，” 瑞银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林（John Lam）说。

“过去曾用房地产消化失业，却导致行业产能过剩，” 林补充，当局 “似乎没朝这个方向走，我认为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