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们常常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开出租车维持生计，七十多岁甚至接近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居酒屋打工。有些老人甚至故意在商店“零元购”后自首，只为坐牢度过余生。

其实，不仅日本如此，作为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先驱的德国，也面临类似问题。根据德国养老金保险数据，61%的养老金领取者每月净额不足1200欧元，无法覆盖住房、医疗和生活成本。许多城市老人被迫搬迁或依赖社会援助。约20%的欧洲老人（包括德国）面临退休贫困风险，德国的老人贫困率甚至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德国政府试图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目前为67岁，有人提议延至70岁）或引入私人养老金（如Riester-Rente）来应对危机。OECD和德国央行警告，如果不改革，体系将面临“定时炸弹”式崩溃，养老金水平可能下降，或缴费率升至24%以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人们常说西方福利制度多么优越，能移民德国或日本、入籍那里就是人生巅峰。但如今再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深陷危机，福利体系正摇摇欲坠。追溯历史，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业化导致工人阶级贫困和不满加剧，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

为削弱社会主义吸引力，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转向“胡萝卜”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障满足工人部分需求，让他们忠诚于帝国而非革命。俾斯麦曾直言，这些改革是为了“从社会主义者手中夺走武器”，防止激进变革。

为缓和社会矛盾，俾斯麦在1881年提出社会立法，并在随后几年推动健康保险（1883年）、事故保险（1884年）和老年及残疾保险（1889年）的实施。问题是，这些福利资金从何而来？德国政府通过加征税收，建立现收现付、强制保险制度——这很像我们现在的社保“四险一金”。俾斯麦的社保模式，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蓝本。中国和日本的社保制度，也从中借鉴不少。

在俾斯麦之前，各国的医疗、养老主要靠家庭、社区、宗教组织或地方互助，而非中央政府主导的全面保险体系。

俾斯麦于1883-1889年引入的健康、事故和养老保险，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性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目的是对抗社会主义运动并稳定帝国。当时，德国仍以军事扩张为主。

德国模式很快影响邻国：奥地利（1887-1888年引入类似保险）、瑞士（1890年事故保险）、北欧国家（如丹麦1907年失业保险），以及英国（1908-1911年引入养老金和健康保险）。

一战爆发后，德国作为“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的典型，将资源总动员用于战争，社保体系则支持战时经济（如伤兵补偿）。但战争导致经济崩溃和巨额债务。之后的魏玛共和国继承并扩展俾斯麦体系，例如1920年代引入失业保险，以应对战后高失业率。魏玛宪法（1919年）强调“社会国家”原则，进一步强化工人补偿、残疾保险和寡妇补助。

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偿还巨额战争债务，加上福利开支，魏玛共和国印钞应对，导致恶性通胀：物价飙升，马克贬值，民间转向物物交换。社保体系面临崩溃，基金枯竭、缴费率上升，福利被迫削减，引发社会不满。

纳粹德国乘势上台，进一步国家化社保体系以获民意支持。这标志着从“warfare”向“welfare”的过渡，战争遗留问题（如退伍军人补偿）推动福利扩展。

一战（及后来的二战）后，全球大规模补偿战士，成为福利国家推行的关键催化剂。许多国家为退伍军人提供养老金、医疗和住房，以缓解战后矛盾，避免革命（如布尔什维克式动荡）。

例如，英国Lloyd George政府（1918年后）承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引入住房和失业救济；美国通过1920年代士兵奖金和1930年代新政扩展社保。这些举措奠定福利国家基础。

在欧洲，这一转型尤其明显。二战后（1945年后），从“warfare”转向“welfare”成为共识。德国模式通过国际劳工组织传播，影响北欧（如瑞典的“人民之家”模式）、法国（1945年社会保障体系）和英国（1942年建立NHS和全面福利）。战争破坏和社会团结感，推动政府干预扩大，福利支出从战时资源转向和平重建。

1930年代经济危机后，美国罗斯福新政（如1935年社会保障法）借鉴德国养老金。二战后，欧洲重建中福利主流化：法国、意大利、荷兰等采用德国式保险。二战还通过盟军占领传播，如日本（1947年宪法引入福利原则）和韩国。

国际劳工组织在冷战与后殖民时期，推动全球推广：拉美（如巴西1930年代养老金）、亚洲（如中国1951年劳动保险，受苏联影响但间接借鉴德国）。殖民地独立后，非洲国家（如南非1910年养老金）采用混合模式。

自此，德国模式“互动扩散”至100多个国家，一战和二战加速了这一过程。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全球的福利国家和社保养老体系，正面临大麻烦，感觉随时要崩盘。

先说人口问题吧，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是最大的祸根。大部分福利国家用的是现收现付模式，就是年轻人交钱养老人。但现在全球生育率掉到1.6-1.8，远低于维持平衡的2.1。那些婴儿潮一代（1945-1965年生）现在大批退休，寿命还越来越长，平均超80岁，所以领福利的时间拉得老长。结果，缴费的人和领钱的人比例从过去的4:1滑到现在的2:1，到2030年估计更惨。世界经济论坛（WEF）报告说，养老基金缺口得几万亿欧元，年轻人背的锅越来越重，代际之间不公平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2034年就可能光了，中国虽然生育率高点，但老龄化超快，到2050年老人占30%以上，也很够呛。

再来是经济和财政压力。高债务、通胀、经济增长缓慢，让福利花销撑不住。发达国家福利支出占了GDP 20-30%。美国债务超36万亿美元，其中很多是因为福利支出过大造成的。英国养老医疗吃掉税收22%，可能要靠IMF救命，最近英国的长期国债殖利率高涨，更凸显问题的严重性。欧盟的法国、意大利预算赤字大，欧元规则还不让多借钱。经济慢下来还缺劳动力，尤其护理和制造业，失业保险负担更重，如今福利从“安全网”变成“钱坑”了。

然后是基金投资和管理，问题也是一大堆。养老基金靠股票债券投资赚回报，本来假设年回报5-7%，但低利率时代和市场晃荡，实际远没那么多。2025年股市动荡，贸易战升级，这样的市场，让99%的公共基金达不到预期，藏着巨额缺口。

最后，社会和文化因素也火上浇油。有些地方福利依赖成风，导致人不爱工作。比如美国底层20%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从1970年的70%掉到现在的36%，福利设计有时还鼓励不干活（收入门槛搞出“福利陷阱”）。

移民喜欢去福利国家，但他们刚来的时候贡献少，用医疗失业福利多，造成资源紧张。高福利还养出“权利心态”，忽略个人责任，系统被滥用。

导致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试图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70岁、砍福利或加私人保险，工会、老人票和左派政党则是阻挡，说侵犯权益；右派则担心庞大的福利催生巨大的国家债务，增加税负。 最后，即使央行扩张负债表接盘国家债务接盘，这形同印钞，最后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