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经济看似坚挺 其实已经衰退三年？

以色列的选举结果几乎注定要换来数周的政治谈判，但无论哪届政府上台，都绕不开一件事：持续战争不断攀升的代价，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不少观察人士说它的经济撑得不错，证据是蓬勃的股市和强势的谢克尔。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取决于怎么衡量战争的经济成本——直接预算成本看国防支出，间接成本则体现在商业周期上，而先例很清楚：自1987年第一次因提达起义以来，巴以冲突每一次重大爆发都引发了衰退。

先看直接成本。以色列国防支出从2022年约占GDP的4.2%升到7.8%，人均年度成本增加1600多美元，政府靠举债填这个缺口。自1985年经济稳定计划以来，以色列预算赤字平均维持在3%左右，政府债务约60%的GDP；可赤字从2022年的1.8%蹿到2023年的7.1%、2024年的9%，2025年才回落到6.5%。

赤字超出长期均值的那部分累计约13%的GDP，远高于国防开支本身的增幅，差额里很可能藏着从边境地区大规模疏散人口等其他战争相关支出，同样由赤字开支埋单。债务融资把战争的财政负担推给后代，还要叠上高额利息——1970年代就是前车之鉴，1968至1970年的消耗战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把财政赤字推到了GDP的15%。

间接成本的线索在商业周期里更清楚。1980年之前以色列只经历过两次衰退，靠的是建国初期的快速增长和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常规军队的战争，持续增长需要大量投资，军事开支上升也提振总需求。

1979年与埃及的和平协议结束了那些常规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再难组建可靠军事联盟，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约20%降到2023年10月之前十年的约5%。

军费一降，经济反而更易陷入衰退：第一次起义之后是1989年衰退，靠1990年起近百万前苏联移民带来的需求增长才结束；1995年拉宾遇刺、随后与巴勒斯坦人敌对行动恢复，导致1997至1999年再次衰退；2001至2004年的第三次衰退由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起义引发。

这类暴力事件容易触发衰退，是因为它们往往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不确定性抑制投资；与发生在境外的战争不同，巴以冲突直接影响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少逛商场、推迟购买耐用品，旅游业也受冲击。

加沙战争似乎也不例外。2023年第四季度以色列GDP萎缩5.4%，花了一年多才恢复到此前水平，且至少到2026年第二季度仍低于长期趋势；商业部门GDP当季下降9.9%，目前仍低于趋势；2023年10月后投资下降25%，尚未回到战前。

失业率自2023年10月以来只小幅上升，这要归功于约20万预备役的动员——占劳动力5%，工资由国家保险研究所支付，雇主在需求下滑时也能避免裁员。

股市为何稳？逻辑是反的：投资减少让经济中的资本总量变少，回报率被推高，等于补偿投资者承担更大风险，这解释了过去三年股市的相对稳定。

资本稀缺不是短期现象，五十多年来以色列商业部门平均资本产出比为1，美国是1.6，作者在2021年的著作里把差距归因于更高风险；以色列资本总回报率约33%，美国只有21%。所以高股价未必预示经济强劲，倒可能反映资本稀缺推高了利润。

谢克尔的强势也有另一条解释：美国援助。战前美援每年近40亿美元，不到以色列GDP的1%；央行靠持有约30% GDP的外汇储备阻止谢克尔升值，经济按年均3%增长，每年需购入的美元大致等于美国军援规模。

战争让美援陡增——拜登任内批准200亿美元军售，特朗普又扩大支持，流入以色列的美元翻了一倍多，汇率被顶上去。

把股价、汇率、失业率搁一边，产出、投资和实际就业的数据指向同一件事：一场长期衰退，巴以冲突一爆发向来如此。直接成本看预算，间接成本看周期，两本账以色列都记着，只是被金融市场的热闹遮住了。

战争没有明确终点，不确定性就不会退场，投资和消费的犹豫也不会自己消失。股市的坚挺、谢克尔的强势，更像资本稀缺和美元流入的副产品，而不是经济健康的证明。

对即将组阁的新政府来说，政治谈判之外，真正棘手的是怎么让两本账同时止血：军费降不下来，赤字就压不下去；冲突不收敛，投资就回不来。金融指标可以好看一阵子，实体经济的伤却要拿年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