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一项长期存在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将画上句号。从2026年1月1日起，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避孕套等避孕用品将结束长达30余年的免税时代，转而征收13%的增值税。这一变化将取代1993年生效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后者曾明确将此类用品纳入免税范畴，以支持当时的计划生育目标。

回顾历史，这一免税安排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严格人口控制政策。当时，中国正面临人口爆炸压力，政府通过降低避孕成本来推广相关用品的使用，促进生育率下降。条例后续修订中，这一条款始终保留，体现了政策的一贯性。然而，时移世易，当今中国已从“控制生育”转向“促进生育”。生育率急剧下滑已成为国家忧虑的核心问题：据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4万，比2016年的1880万减少近一半；人口总量连续三年负增长，老龄化进程加速。

为扭转这一局面，中国政府自2016年起逐步放松生育限制，先是推行二孩政策，继而在2021年扩展至三孩。配套措施接踵而至，包括生育补贴、扩大托育服务、延长产假时长，以及减少非医疗性堕胎的行政指导。避孕用品的税制调整，被视为这一系列举措的延伸。财税专家施正文指出，在鼓励生育的新框架下，此类用品不再需特殊豁免，应与其他医疗用品一样适用标准税率。这一调整并非孤立，还伴随对托儿所、幼儿园、养老和残疾人服务机构的增值税减免，以及婚姻登记等相关服务的税收优惠。这些举措旨在构建更包容的家庭支持体系，降低潜在父母的经济门槛。

尽管政策意图明确，但提升生育率的挑战远非税收微调所能解决。育娲人口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平均成本超过53.8万元人民币。在当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即便部分服务获税惠，年轻人仍普遍对生育持谨慎态度。人口学者何亚福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此类税改更多是象征性信号，旨在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但对整体生育意愿的拉动作用有限。

政策落地后，网络舆论迅速发酵。许多网友直言，此举“本末倒置”：避孕用品价格上涨如何能刺激生育？“买不起避孕套的人，又哪来资源养孩子？”还有人从公共卫生视角担忧，税负增加可能抑制使用，导致意外妊娠和性传播疾病风险攀升。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1年，全国HIV/AIDS报告发病率从每10万人0.37例飙升至8.41例，凸显避孕在防控中的关键作用。更有甚者调侃，这或将减少夫妻亲密互动，间接推高离婚率。

现实中，市场反应却相对温和。南京街头调研显示，大多数市民认为避孕套单价低廉、用量有限，税后涨幅“不过几毛钱”。但部分务工青年表示，长期累积的支出仍会转向更便宜的替代品或促销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免税政策延续，中国避孕市场已现疲态。2024年行业规模仅156亿元，较2020年萎缩25%，连续四年下滑。这背后折射出更广泛的“性活跃度低迷”现象。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的一项覆盖7000人的调研揭示，“95后”每周性生活比例不足一半，远低于前辈群体；在已婚“95后”中，过去一年无性生活者占比男性14.6%、女性10.1%。调研负责人于嘉分析，经济不确定性是主因：在福利体系不完善的中国，生存压力往往挤压情感空间，导致“性”成为可牺牲的“奢侈品”。

这一趋势还波及消费领域。媒体人胡锡进曾评论，“性萧条”加剧了整体内需疲软：年轻人宅家增多，购物欲减弱。他呼吁社会更新对性的认知，摒弃陈旧偏见，以重振活力。诚然，低生育与性低频并非单纯经济产物，还涉及婚恋观松动、个人主义兴起等因素。但在“面包优先”的现实中，税收工具难以逆转这一循环：经济低迷抑制生育，生育不足又拖累增长。

我对这一税制调整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更倾向于认为它更像是“锦上添花”的象征举措，而非“雪中送炭”的根本解药。从积极面看，这反映了政府对人口危机的敏锐响应：从计划生育的“铁腕”到鼓励生育的“柔性”，税改顺势而为，能为托育等支持性服务腾出财政空间，间接缓解家庭负担。同时，它传递出清晰信号——生育不再是“负担”，而是值得投资的“机遇”。在全球老龄化浪潮中，中国这样的“微调”至少显示了政策灵活性，避免了“一刀切”的僵化。

然而，从现实效果评估，这一步棋的杠杆作用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避孕用品的价格弹性低（需求刚性强），13%的税负上涨顶多增加几元成本，不会大幅抑制使用；但在公共卫生层面，它确实可能放大风险，尤其对低收入群体。数据显示，中国性病发病率已呈上升趋势，若税改导致“节流”行为增多，意外怀孕或感染案将雪上加霜。更深层问题是，它忽略了生育低迷的“根源诊断”：不是避孕“太便宜”，而是养育“太昂贵”。53万元的18年成本门槛，在房价高企、双职工家庭为主的当下，远比几毛钱的税差更具威慑力。年轻人不是“懒于生育”，而是理性计算后选择“自保”——经济压力、职场性别歧视、养老不确定性，这些才是“隐形避孕药”。

我认为，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转向“全栈支持”：不止税收优惠，更需重塑社会保障网，如强制企业提供弹性工作制、扩大免费托育覆盖面，甚至探索“生育基金”机制（类似新加坡的Baby Bonus）。同时，别忽略文化层面——“性萧条”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存焦虑的镜像。社会应推广性教育作为赋权工具，而非禁忌话题；鼓励“正常亲密”作为生活必需，能间接提振消费与生育意愿。否则，单纯的税改如隔靴搔痒：它可能让少数人多生一个孩子，却无法逆转整体“躺平”心态。

最终，在AI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窗口正急速关闭。政府若能以数据驱动、用户导向的思维迭代政策（如通过AI模拟生育场景），或许能更精准击中痛点。生育不是“国家任务”，而是个体选择；让年轻人觉得“生得起、养得起、活得值”，才是长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