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导致外资外流的情况下，上海市长龚正表示，上海将全力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稳定保障，并逐步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开放。

龚正于10月12日（周日）在第37届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后的媒体会上，回应《联合早报》提问时指出，近年来全球环境动荡，一些外资企业难免受波及，目前上海实际利用外资有所下滑。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今年前8个月，上海实际使用外资达108.44亿美元，同比减少11.7%。

尽管如此，龚正强调，通过各项努力，上海吸引外资已显现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新设外资企业超4000家，保持较高水平；外资研发中心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继续向上海集中，分别达627家和1055家。

针对未来稳外资举措，龚正列出四点计划：一是激发市场需求，支持外资开拓多元市场；二是推进高标准制度开放，继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三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外资享有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四是提升服务效率，将服务外资置于优先位置，并多渠道收集企业反馈，确保每项诉求都有回应。

瑞士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施万（Severin Schwan）也回应本报提问称，美国新一轮对华关税加征确实为众多跨国企业带来压力，但这也推动企业创新求变，寻找新机会。作为本届会议主席，施万表示，上海当局面对挑战并未转向保护主义，而是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正是为什么在地缘政治紧张环境下，我们这些成员更坚定地选择留在上海。”

从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上海市长的这些承诺听起来相当吸引人，上海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保障外资国民待遇、维护市场有序竞争，以及支持企业多元化开拓市场，这些举措表面上与自由市场理念高度契合——这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尤为关键，因为贸易战本质上是政府干预（如关税壁垒）扭曲了全球供应链，导致外资流出，而上海的回应似乎是在局部层面推动反向修正，强调开放而非封闭，这符合亚当·斯密式的自由贸易逻辑，能潜在地提升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然而，可信度方面，我持谨慎乐观态度。自由市场并非真空存在，它需要制度保障和一致执行，而中国整体经济模式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分配中仍有强大影响力。历史经验显示，类似承诺（如过去的外资优惠政策）往往在短期内奏效，但长期可能受制于中央政策变动、地缘政治压力或国内优先（如双循环战略），导致外资面临隐形壁垒或监管不确定性。例如，中美贸易战已持续多年，美国的关税和出口管制（如芯片领域）确实加速了外资多元化，但上海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外资下降11.7%，这反映出市场信号已转向谨慎——企业不会仅凭口头承诺投资，而需看到实际行动，如更透明的知识产权保护或减少行政审批。

施万的表态强化了积极一面，他指出挑战中蕴含机会，并赞扬上海的开放姿态，这从企业视角看是可信的信号，因为跨国公司如罗氏往往基于盈利计算而非意识形态决定布局。如果上海能真正落实这些举措（如通过自贸区实验进一步放宽准入），它能部分抵消贸易战的负面效应，推动自由市场式的增长。但从更广的自由市场批判来看，这可能只是“选择性开放”——政府仍保留干预权，以服务国家战略，而非纯市场驱动。

因此，可信度中等偏高：短期内外资集聚（如总部增加）显示初步成效，但长期取决于中美关系缓和和全球供应链重塑。如果贸易战升级，上海的努力可能被更高层因素稀释，导致自由市场理想难以完全实现。总体上，这值得外资企业关注，但建议结合实际数据和地缘风险进行评估，而不是盲目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