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各国奉行全体总动员的经济学，政府及其央行目标一致，携手同行，现在它们彼此开始渐行渐远。

这场全球央行的暗自斗法现在已经造成一个受害者，英国试图通过财政刺激来提振经济，结果适得其反，造成债券暴跌，在短期内，英国央行被迫介入并支持市场，英国首相特拉斯的政府则局部改弦易辙。从中期来看，投资者押注这将意味着英国的利率会更高。

随着经济放缓，欧美为主的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率仍然居高不下，全球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紧张局势。

各国央行货币当局看到飙升的物价时，对通货膨胀是抱持一种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必要时甚至不惜让经济陷入衰退。

但负责政府预算的政治人物们的看法却不同，因为受到生活成本高涨打击的选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提供帮助，这通常意味着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

现在就产生了一个政府与央行之间的矛盾，一个需要宽松来刺激经济保证选民的利益，一个需要紧缩来降低日渐高涨的通胀。

这就是许多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尤其是在欧洲，俄乌冲突造成的天然气短缺，代表今年冬天可能面临停电和限电，仅德国就计划借贷多达2000亿欧元来应对能源危机，在其他地方，日本正在加码财政刺激措施，许多国家已经加大了食品或能源补贴，这些都表明了，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财政需要宽松，但央行却不允许如此。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种与最近不同的新政策组合。

在雷曼兄弟倒闭和疫情爆发之间的十年左右，多国政府经常通过预算紧缩来对其经济踩下煞车，全球央行则都在加速加息，但收效甚微。

现在看来，双方角色将互换，部分原因可能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之一：政府只能拯救银行、而非劳工的观点。

后疫情时代西方国家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机制也充满着风险：

1、大量的公共支出（比如拜登的刺激计划等）可能会加剧央行试图压制的CPI通胀压力

2、央行官员在加息时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成本，政府的借款将面临更多的利息支出

3、在不清楚财政或货币官员谁占据上风时，市场可能会出现几轮混乱

TS Lombard驻伦敦的经济学家Dario Perkins说，现在是一个政府有很多理由花钱的世界，他们要应对新冠病毒，要应对能源危机，如果出现经济衰退，他们需要花钱来刺激经济应对经济衰退，还有战时经济和气候变化。

显然，现在央行与政府之间产生了矛盾，政府在财政上宽松得越多，央行就越担心通胀，反之央行他们收紧的力度就越大，政府贷款的利息支出对政府财政就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