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仅15岁的黄仁勋被称为“美西北区乒乓球的明日之星”。可惜他出生太晚，错过了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发起的“乒乓外交”，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史上第一个用右手直拍和左手芯片同时搞定中美关系的少年。

而现在，作为英伟达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的黄仁勋，手握着全球人工智能命脉之一。他时常往返于中美之间，却不再为乒乓竞赛，而是为芯片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博弈来回奔走。

自特朗普再度点燃关税与中美科技战以来，黄仁勋三次拜访中国。在短短一周内，他一边与特朗普通话，一边飞抵北京，希望为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产品销售赢得喘息空间。

7月14日，他取得了一场关键胜利：英伟达宣布重新获得向中国销售 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许可。此前，该芯片是为绕开美国出口管制特别设计的，然而三个月前，该产品被禁止销往中国。

而禁令一旦解除后，英伟达今年的营收保守预估将增加100亿至150亿美元，占其原全年预测总营收的近十分之一，净利润也可望增加60亿至90亿美元。消息公布次日，英伟达的市值激增1600亿美元，达近4.2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日本2024年的 GDP。

不过，纵观前车之鉴，胜局未必就是终局。当我们试图预测英伟达未来十年的命运时，或许可以从苹果 CEO 蒂姆·库克的轨迹中读出些许端倪。

长期以来，库克是中美商业合作的象征人物。他构建起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并在特朗普任内及拜登政府时期成功维护这张网络，使苹果产品风靡中国市场。2019年，库克甚至亲自说服特朗普撤回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25%关税，代价是承诺将更多Mac电脑生产转回美国。

这一系列低调游说在短期内确实奏效。2012年至2022年，苹果在中国（包括中国台湾）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分别增长至740亿美元和310亿美元，占苹果全球营收与利润的19%与26%，高于十年前的15%与18%。

在那段时间里，“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成为苹果产品背后默认的标记。

但最近几年，库克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减弱。2023年，为了削弱对西方科技的依赖，并回应美国的单边制裁。中国政府私下要求公务员不得使用iPhone产品。当年，在这种舆论趋势的影响下，苹果在中国的销售下降至670亿美元，较前一年减少10%，即使全球整体销量仍在增长。

面对困境，库克试图通过游说来避免高额关税。比如四的特朗普关税“解放日”，他就成功为电子产品争取到了早期豁免。

而虽然最近几年他已经将苹果的多条生产供应链转向到了东南亚，但目前苹果每五个主要供应商中仍有一个来自中国，其最大代工厂——台湾鸿海有一半工厂设在中国。这让苹果对美中关系的“情绪波动”异常敏感，仿佛随时可能被卷入新一轮冲突。

更为致命的是，库克为维持现状所投入的精力，也许使他忽视了更急迫的课题——人工智能战略的滞后正在成为苹果的软肋。在缺乏清晰AI愿景的同时，苹果股价也遭遇重挫，自去年12月以来市值蒸发约8000亿美元。

相较之下，黄仁勋显得更加游刃有余。虽然他没有库克那种柔和的南方口音，却能时不时崩出几句中文来增进和中国的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还懂得如何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与“中国科技强国梦”之间穿梭。

他在英伟达博客中写道，“我们支持政府创造就业、强化本土 AI 基础设施、重振美国制造，并确保美国在AI领域全球领先”，同时又称公司在中国的接触“彰显了全球研究人员如何共同推动安全可靠的 AI 发展，造福全人类”。

同时，他对中国的 AI 工程师的各种溢美之词成为热搜。这种语言上的“平衡体操”，正是这个地缘政治时代少见的才能。

而且，英伟达与苹果的结构也截然不同。虽然中国市场对英伟达的贡献仅占总营收的六分之一，但它对中国供应商并不依赖。在其前二十大供应商中，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

相比之下，苹果有四家中国供应商，每季度支付10亿美元，尚不包括向鸿海支付的155亿美元。而且，与苹果近期的停滞不同，英伟达仍在技术创新上持续推进。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伟达可高枕无忧。它如今肩负着“全球市值第一公司”的光环，产品敏感性远高于智能手机，更容易遭遇监管与限制。7月15日，特朗普威胁对芯片征收新一轮关税，且他从未在公开场合确认 H20 禁令是否永久解除。

而英伟达如果被迫退出中国，将不只是失去一个现存市场，而是拱手将增长潜力巨大的市场让给中国竞争对手，尤其是华为。

后者虽尚未追赶上英伟达的顶级芯片，但已能提供性能优于 H20 的产品。若美企退场，华为将获得在本土打造完整AI生态系统的绝佳机会，甚至能将之以远低于英伟达的价格出口全球。

黄仁勋的地位和动机，与当年的库克如出一辙：他们都曾是中美科技秩序的受益者，也都明白稳定的重要。但他也许比库克能更清醒地认识到，比赛的胜利，裁判往往比选手更能左右局势，而紧紧盯住球的轨迹，确保每一拍都为能下一拍制造更好的扣杀角度也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