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德两国政府预算均转向扩张，预示赤字攀升与债务高企。然而，其路径本质截然不同。

美国方面，特朗普总统在独立日签署了“一项伟大的美丽法案”。该法案将2017年减税政策永久化，并新增小费收入、加班费及国产车贷利息免税。代价是削减低收入家庭医疗食品援助，并取消屋顶太阳能、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税收抵免。

此法案被批具严重-倒-退性，在为企业与富人减税同时削弱对贫困人群支持，其环境政策逆转更被视为灾难。财政层面尤为不负责任：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十年赤字将增加3.5万亿美元。这叠加于已超GDP 6%的赤字、120%的债务率及高利率之上，风险巨大。

更引人侧目的是规避财政规则的手段。为绕过限制长期赤字的“伯德规则”（禁止预算十年后仍持续增赤的法案使用快速通道），参议院竟将特朗普即将到期的减税纳入新基准线，账面上“降低”了赤字增幅，实质破坏了财政纪律。

德国则对其严格的“债务刹车”规则（宪法限结构性赤字于GDP的0.35%）进行了审慎调整。今年三月修订后，将两项关键支出排除上限：一是超过GDP 1%的国防开支，二是固定数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其理由清晰有力：面对俄罗斯威胁与美国盟友可靠性下降，增加国防关乎安全；弥补基建缺口则保障经济增长。其投资规模相对经济体量（仅为美国1/6）可观：计划12年内每年投420亿欧元（490亿美元）于铁路、公路、能源传输及气候治理，远超美国125亿美元的空中交通升级预算。

关键区别在于德国的放松是有限且有硬约束的。 修订后规则仍将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包括为新增国防和基建所举债务的利息——牢牢限定在0.35%赤字上限内。这意味着，随着优先项目借债增多、利息支出上升，政府必须削减其他开支或增税以确保不突破核心赤字上限。此机制虽可能推高德国债务率（从当前63%趋近100%），却自动设置了债务增长“天花板”，防止无限攀升，保障了长期债务可持续性。

两国选择泾渭分明：德国在安全与增长需求下有限突破紧缩，通过核心约束（尤其利息硬限制）坚守财政底线；美国则在缺乏充分理由（主要为永久性减税）下大幅增赤，并以财技实质规避规则，彻底背离财政常识。

如经济学家巴里·艾森格林所言：“出于安全和长期增长等正当理由放松预算紧缩是一回事，抛弃所有财政常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德国的预算决策体现了对区别的认知与坚守；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其预算案正是撕裂常识、走向财政失序的明证。这两份预算，是财政责任与失序的鲜活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