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美领导人计划在北京会晤还有几周,北京这边却提前扔出了一枚“政策深水炸弹”。
本月发布的两套供应链新规,表面上是保护本国商业不受外部干扰,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官方罕见地把两起具体地缘政治事件写进了立法背景——一是美国威胁制裁那些参与伊朗石油交易的中资银行,二是巴拿马那边突然取消香港和记黄埔旗下港口的运营特许权。
官方媒体账号“玉渊潭天”在解读时直言,这些措施远超传统贸易范畴,而且“只是开始”。把国内规则制定跟海外具体风险事件这么直接地挂钩,无疑给即将到来的中美峰会又添了一层紧张气氛。
仔细看本月颁布的第834号和第835号命令,核心意图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就是要建一道能主动反击外国“长臂管辖”的法律防火墙。
过去,美国通过次级制裁这类手段形成的所谓“不当境外管辖权”,常常借道跨国企业、银行、物流平台甚至互联网公司,像病毒一样传导到中国境内。
现在新规明确把这条路堵死了——谁要是敢当外国制裁的“传声筒”或“执行者”,就要面临严厉惩罚,包括但不限于被禁止出境。用“玉渊潭天”的话说,这等于从源头上给那些不当管辖权“放血”,让它们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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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官方解读毫不避讳地把伊朗和巴拿马这两件事拎出来,当作催生新规的典型案例。一个是美国威胁制裁买伊朗石油的中国银行,另一个是巴拿马突然取消和记黄埔的港口特许权。
在决策层看来,这些行为对中国企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外溢风险”。换句话说,新规不是抽象的法条堆砌,而是一套瞄准具体外部胁迫的“定向反击工具箱”。过去五年,中国新增的出口管制措施数量几乎翻了两倍,这次行动可以看作这场制度化反制运动的又一次加速。
当然,要是简单地把新规理解成对近期中东局势或拉美投资争端的应激反应,可能就忽略了更长的立法伏笔。有些观察人士就指出,涉及供应链安全和反外国制裁的法条,很可能早在美以跟伊朗的冲突升级之前就起草好了。
但官方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借“玉渊潭天”的口把伊朗和巴拿马事件当作典型例子抛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信号释放。说白了,就是在告诉华盛顿:以后任何针对中国商业利益的“长臂管辖”行为,都会被系统性地纳入法律反制的瞄准镜里。
回头看,中国在贸易争端里不是没用过非正式的胁迫手段——2010年对日本限制稀土出口,疫情期间因为堪培拉呼吁调查新冠起源就暂停买澳大利亚商品,这些都是例子。
但这次不一样,行动已经从临时性、针对特定国家的行政反制,升级成了一套常态化、成文法的主动防御体系。这套体系不光防直接打击,还想切断风险通过第三方中介传染的链条。
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一记警钟。律所摩根路易斯已经紧急提醒客户,要重新评估高管们的个人风险敞口,明确说“刑事责任和出境禁令”会大幅改变中国商业环境里高层的个人风险图谱。
有观察人士认为,这场围绕供应链规则的法律攻防,本质上折射出大国竞争下“经济武器化”和“法律反制武器化”的螺旋式升级。中国正试图用一套清晰、可预测但极其严厉的国内规则,去对冲甚至抵消外部制裁的效力。
不过风险也很明显:这么宽泛地定义“干扰商业事务”,很可能会过度震慑正常的跨国商业合规行为,逼得更多中间环节因为怕挨罚而过度执行,反而加剧全球供应链的撕裂。
当北京放出“这只是开始”的警告时,所有跨境玩家都应该意识到,一场围绕经济主权和规则主导权的持久博弈,这才刚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