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人民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一贯穿中国数十年发展的核心口号，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领导者的五年规划，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石。

尽管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显著改善了中国的粮食供应状况，但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复杂的环境压力以及频发的全球性冲击，如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紧张关系和气候变化，仍令决策者对粮食安全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粮食安全不仅关乎民生福祉，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了粮食安全的巨大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营养不良人口大幅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营养不良率从2001年的10.3%降至2010年的2.5%以下。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070元增至12520元，翻了两倍。

然而，富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推动饮食结构从以谷物为主转向高肉、高蛋白的消费模式。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肉类和鱼类消费国，2023年消费量接近1.68亿吨，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猪肉消费量接近6000万吨。

这直接导致对动物饲料，尤其是大豆的需求激增。富裕居民对乳制品的兴趣也日益浓厚，2022年中国消费了6400万吨牛奶，进口24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牛奶进口国。

消费增长的同时，食物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食物浪费国，2022年浪费量超过2亿吨，人均142公斤，虽略低于美国的159公斤，但远高于日本的81公斤。为此，中国政府发起了“光盘行动”等倡议，并于2021年颁布《反食物浪费法》，将减少浪费制度化。

为保障粮食安全，中国长期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1996年，政府提出粮食自给率达到95%的目标，2019年重申此目标，并强调主粮（小麦和大米）的“绝对安全”。通过将国内生产列为“首要任务”，中国取得了显著成就，2022年粮食产量达7.5亿吨，远超第二名印度。

然而，国内生产面临严峻挑战。可耕地供应是最大制约因素之一，2009年至2021年间，中国可耕地面积减少了1200多万公顷。为此，政府设立了“1.2亿公顷耕地红线”，并对未能守住红线的官员实行“零容忍”和“终身负责”。

过度使用化肥是另一个问题。2000年至2015年间，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增加了67%，导致土壤退化和环境污染。尽管政府自2015年起推行“化肥使用量零增长”政策，并计划到2022年减少17%，但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化肥消费国之一。

水资源短缺同样加剧了生产压力。中国淡水资源与美国相当，但人口是其四倍多，农业耗水量更是美国的两倍多。

农业生产重心向水资源匮乏的北方和西部转移，进一步加剧了用水压力。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高温和洪水频发，也对产量造成影响，例如过去20年极端降雨导致水稻产量下降了8%。

需求增长与生产受限迫使中国转向海外。2004年，中国首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2021年成为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2023年进口额预计达2150亿美元。整体粮食自给率从2000年的94%降至2020年的66%，预计2030年将降至59%。

这种依赖在不同产品上不均衡，如蔬菜基本自给，而大豆超过80%依赖进口（主要来自巴西和美国）。这使中国易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1998年至2023年，国际粮价冲击约占中国通胀波动的20%。

全球性事件凸显了这种脆弱性。2018年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产量大幅下降，迫使中国高价进口。2022年俄乌战争引发出口限制，中国面临进口量减、价格涨的双重压力。这些冲击加速了中国进口多元化的进程，2022年习近平在71场活动中提及“粮食安全”，较前一年翻倍。

中国也利用其庞大的市场形成经济杠杆。例如，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以反制贸易争端。中美贸易战加速了中国减少对美国食品依赖的进程。

2023年，中国仅13%的食品进口来自美国，远低于2009年的28%。对美国大豆和肉类的依赖度也大幅下降。巴西成为主要受益者，2023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占比升至69%，支出高达410亿美元。

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截至2023年6月已签署100多项协议，2023年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粮食价值约820亿美元。强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如15.9万公里铁路和12.8万公里内河航运，也保障了粮食在全国的流通。

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粮食库存，据报道占全球储备的一半，有助于缓冲供需冲击。但储备设施的缺陷导致损失和浪费，2023年公共储备支出高达100亿美元。

面对挑战，中国正大力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发展的目标。中国是全球农业创新支出最高的国家，2023年支出约44亿美元。中国企业是农业食品技术领域的最大投资者，2023年占亚太地区融资总额的41%。

在种子领域，北京加大激励力度，推动基因工程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种子工程专利产量最大的国家，国内种子自给率达99.9%。这些努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多维度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