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反间谍法》实施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部分日本中小企业正逐步撤离或缩减在华业务。

《日经亚洲》援引日本帝国数据银行数据报道，2024年在华运营的日本企业约有1.3万家，较2012年峰值减少近10%，显示日企对中国市场的扩张兴趣已见顶。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25财年对784家在华日企的调查显示：仅21.3%的企业计划扩大业务，创2007年该调查以来新低；14.4%的企业打算缩小规模、搬迁或撤离，创历史新高；其余64.3%选择维持现状。

受访企业普遍将工资成本上涨和市场竞争加剧列为主要挑战。中小企业特别反映开拓新客户困难，而中国本土企业的快速崛起进一步挤压了日企空间。尽管许多日企仍视中国为中长期重要市场，但整体经营环境面临更大压力。

以Quick公司为例，这家2003年在上海成立的日本商业咨询机构，专为在华日企提供中国劳动法咨询服务，曾受益于早期日企入华潮。但2020年前后入华日企数量减少，咨询需求随之下降。疫情后中国经济放缓、中美摩擦升级，以及日籍员工因《反间谍法》被调查的案例增多，进一步影响业务。2024财年（截至12月），公司营收同比下降35%，亏损约47万元人民币，已于去年底撤离中国。主席川口一郎表示：“各种风险已显现，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正常市场反应，值得客观看待，但不必过度解读为中国经济全面失速或外资大规模逃离的信号。

首先，数据本身显示“撤离潮”规模有限。14.4%选择收缩或退出虽创历史新高，但仍有近2/3企业维持现状，另有超过1/5计划有限扩张。这表明中国市场的核心吸引力——超大规模内需、完整产业链配套、持续的基建与政策支持——对多数企业仍有价值。大型日企（如汽车、电子领域）往往选择留下并本地化，而中小企业因抗风险能力较弱，更早、更果断地调整，这符合经济逻辑。

其次，挑战真实且结构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削弱了传统制造优势；本土企业在技术追赶和规模效应下形成强劲竞争（尤其汽车、新能源、机械等领域）；地缘政治层面，中美战略竞争导致供应链“去风险化”压力，日本作为美国盟友的企业自然更敏感；监管不确定性方面，《反间谍法》扩大适用范围及相关案例，确实增加了外资的合规成本与心理负担。Quick这类服务型中小企业直接感受到需求端收缩，退出决策理性。

从全球视角看，这是供应链区域化与多元化的大趋势，而非单纯针对中国。疫情暴露了过度集中的脆弱性，地缘冲突加速了“中国+1”布局（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承接明显）。中国自身推动双循环和产业升级，也会自然改变外资结构——低端代工减少、高端与消费领域机会仍在。

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压力也是信号。短期内部分行业就业与投资可能承压，但长期影响取决于应对方式。关键在于提升营商环境的可预期性：细化法律执行边界、加强政策透明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减少选择性执法。这些措施比单纯招商更能稳住长期外资信心。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开放、稳定、法治是吸引高质量FDI的核心。

总体判断：日企部分撤资是企业基于风险-收益的自主选择，反映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阵痛期调整。中国经济韧性强、韧性仍在，市场规模优势不会消失，但外资参与模式正在从“世界工厂”向“高端市场+创新伙伴”转型。理性面对这一现实、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才是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