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货币政策，眼下正卡在一个既微妙又危险的节点上。特朗普提名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这件事本身就透着一股拧巴的矛盾感。

就在两个多月前，沃什还直言不讳地说：“华尔街的钱太松，主街的信贷却太紧。”他主张缩减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这几乎肯定会推高长期利率。

可转过头来，他又暗示自己或许能配合特朗普降低利率的诉求，理由是人工智能可能正在引爆一场生产力革命，让经济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实现降息。

听起来很美好，但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他戳破了一个长久以来被政界心照不宣回避的事实：美国已经对“美联储看跌期权”上了瘾。

几十年来，只要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华盛顿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直面结构性难题，而是习惯性地把担子甩给美联储——靠降息、放水、压低利率来稳住市场、拉高GDP。久而久之，货币政策成了万能止痛药，掩盖了本该由国会和白宫共同承担的政治责任。

可现实是，光让小企业更容易贷到款，并不能帮被自动化淘汰的工人重新就业，也修不好扭曲的房地产市场，更压不下节节攀升的医疗账单。

要真正减少对美联储的依赖，就必须回到财政政策本身——展开一场关于“枪炮与黄油”的坦诚对话：在军费开支和民生投入之间做出艰难取舍。

这种政治勇气，自林登·约翰逊时代起就日渐稀薄。当年他一边打越南战争，一边推行“伟大社会”计划，却不愿增税，结果赤字和通胀双双失控，最终只能靠保罗·沃尔克以近乎残酷的加息才勉强刹住车。

自那以后，每一届政府都学会了把烫手山芋扔给美联储。于是我们看到半个世纪的利率下行、几轮效果模糊的量化宽松，以及越来越频繁的金融泡沫与崩盘。这些周期对普通家庭而言代价沉重，但对政客来说，远比告诉选民“我们花得太多、欠得太多”要轻松得多。

如今，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已是里根时代的三倍有余，政策方向却仿佛要重演上世纪80年代的老路：减税、放松监管、大举扩军——看看特朗普那个1750亿美元的“金顶”国防计划就知道了。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嘴上自称赤字鹰派，可去年的减税已让赤字再增GDP的1%，若再加上他支持的关税退税提案，财政窟窿恐怕会迅速扩大。即便真有一场AI驱动的生产力革命，也未必能抵消关税壁垒、制造业回流、移民收紧，以及潜在的地缘或气候冲击所带来的成本压力。

沃什过去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对宽松政策持强硬态度，认为量化宽松难以弥补技术变革对低技能劳工的冲击，更无法缓解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的持续攀升。

如果他在特朗普治下转而拥抱宽松货币政策，却又拿不出扎实、一致的数据证明AI确实在重塑通胀机制，那他的转变就不再是审时度势，而是向政治低头——意味着“美联储看跌期权”已滑入一个更危险的新阶段。
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不仅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还频频羞辱现任主席鲍威尔。这已经不只是干预经济那么简单，而是在试探制度的底线。

过去，政客们利用央行逃避财政责任；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干预会不会进一步侵蚀民主本身？当中央银行不再独立，而成为总统意志的延伸，我们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价格稳定，更是对整个治理体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