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试图用关税压缩贸易逆差，但出口大国选择以更激进的产业补贴和成本压缩回应，结果不是再平衡，而是把全球失衡推向新高度。

在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与机械仍源源不断发往世界各地，而在华盛顿，特朗普正准备以新的法律路径重新推出此前被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初衷很清晰——纠正失衡的全球贸易结构，缩小美国巨额逆差。但现实颇具讽刺意味：数据表明，这些关税非但没有缓解失衡，反而在加固它。

美国依旧是全球“最后的进口者”。2025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升至1.2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进口额同比增长4.3%。当其他经济体依赖外需维持增长，美国则通过吸收全球产能来支撑自身消费与投资。这种结构并非一朝形成，也绝非几轮关税可以逆转。

从柏林到东京，从首尔到台北，主要出口国的应对策略出奇一致：不是收缩，而是加码。德国推出总额约1万亿欧元的财政计划，重点扶持制造业，并通过补贴企业能源账单来提升海外竞争力；日本在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方案中，一边讨论减税刺激内需，一边继续扩大产业补贴；韩国向出口商提供大规模流动性支持；台湾强化出口信贷担保。逻辑简单直接——既然外部关税抬高了出口成本，那就压低内部成本，把差额补回来。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稳住了全球贸易和增长，也解释了过去近一年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的原因。但从更深层看，它更像一场“向下竞赛”。当各国通过补贴、压低工资、降低能源和资本成本来维持顺差时，资金往往来自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结果是内需进一步被挤压。大家都在努力多卖少买，可如果所有人都想成为净出口国，账是对不上的。

德国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缩影。其经常账户顺差已从疫情前超过8%的高位回落至约5%，但仍高于欧盟委员会估算的1%至2%的“均衡水平”。即便对美出口去年下降近一成，美国依然是德国最大市场，双边贸易顺差仍高达519亿欧元。对德国而言，出口不仅是经济模式，更是社会共识。它曾帮助德国摆脱21世纪初的高失业率，也让其在多轮危机中相对从容。要改变这种路径依赖，远比调整关税税率困难得多。

类似的结构也存在于中国和韩国等经济体。高盛预计，中国今年经常账户顺差将达GDP的4.3%，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则维持在约4%的水平，是2019年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罕见地公开敦促中国转向消费驱动、收缩过度产业政策，以减少对外溢出冲击。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外部顺差常被视为实力象征，而消费驱动增长则被贴上“美国式模式”的标签，很难成为政策优先选项。

美国的问题同样复杂。其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持续向海外借款，以支撑高于收入的消费和投资。这部分反映了美国疫情后复苏更快，也包括对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投资——短期扩大赤字，长期可能提升生产率。如果华盛顿真想缩小逆差，控制财政赤字或许比要求他国多买美国商品更有效。但目前看不到这样的政策转向迹象。

于是，关税成为一场象征意味浓厚的博弈。美国试图通过壁垒迫使结构调整，而出口国则用补贴和成本压缩守住既有模式。短期内，双方都能各自对国内选民交代；长期来看，全球需求结构却愈发失衡。贸易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双边算术，而是各国增长模式的总和。当每个经济体都试图把增长建立在他国需求之上，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再平衡，而是更脆弱的平衡。

换句话说，关税或许可以改变商品流向，却很难改写经济体的性格。若结构性改革缺位，所谓“再平衡”就像在跑步机上减肥——动作很多，位置没变。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多出口、谁多进口，而在于全球是否愿意重塑增长逻辑，让消费与投资在更多国家成为内生动力。否则，关税升级只会让世界在同一条失衡的轨道上，加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