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1985年：经济成熟与潜在问题
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成员国（以沙特为首）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针对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
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巴列维政权，霍梅尼上台，导致伊朗石油生产中断。1979年末，伊朗-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剧供给不确定性，市场投机推高油价
两次石油危机，重创日本经济，日本是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油价暴涨导致经济短暂衰退。但日本迅速调整，发展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如核能），并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转型（电子、精密仪器）。
1971年尼克松放弃金本位，日元逐步升值（1971-1985年间从360升至约200兑1美元）。日本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海外投资（如在美国建厂）应对汇率压力。1980年代初，日本汽车（丰田、本田）和电子产品（索尼、松下）主导全球市场。美国市场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旺盛，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达130亿美元。日本企业在管理（精益生产）、技术（VHS、半导体）和品牌方面成为全球标杆。
19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银行和企业大量投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低利率政策和充裕资金推高了资产价格，为后续泡沫经济埋下隐患，
这是货币扩张导致的“人为繁荣“，随后导致萧条。
1973年石油危机后，全球航运需求萎缩，日元升值进一步削弱竞争力，1974-1975年造船订单下降30%。1985-1987年，造船价格（以美元计）上涨40%，订单进一步减少，1988年日本造船市场份额降至30%。政府支持导致造船厂过度扩张，升值和外部需求下降使其无法消化过剩产能。
汽车和电子行业（丰田、索尼）也是是政府支持的明星产业，但也依赖出口。1985-1987年，随着日元升值，汽车出口价格上涨，丰田和日产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增长放缓，1987年库存增加15%。电子产品（如电视机）因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增速从1980年代初的20%降至1987年的5%。
虽然这些行业通过创新（如精益生产）部分抵消了升值影响，但政府导向的信贷扩张仍导致部分企业（如中小电子厂商）产能超出市场需求。
日元升值，钢铁出口价格上涨，竞争力下降，1986-1988年钢铁企业库存增加20%，部分工厂开工率降至70%。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出口企业竞争能力被削弱，于是政府为刺激经济，采用宽松货币政策，1985-1990年货币供给（M2）年均增长10-12%，远超经济增长（约5%）。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和股票投资，推高资产价格。
企业因出口利润下降，转向房地产投机。银行大量发放地产贷款，1980年代末地产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30%。
东京地价飙升，1986-1990年上涨10倍，東京商业地价一度占全球地产价值的40%。“土地神话”盛行，投资者相信地价只涨不跌。
同时，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万点涨至1989年的3.9万点（涨幅200%）。企业通过股票融资和交叉持股推高市值，金融市场投机氛围浓厚。
MITI和窗口指导继续引导信贷流向地产和大型企业，忽视风险。金融自由化使银行放松风险评估，道德风险加剧，地产贷款激增。日元升值吸引了国际资本流入日本地产和股市，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加剧了地产和股市泡沫。
1990年，日本银行担心通胀和资产泡沫，连续加息（1989-1990年利率从2.5%升至6%），收紧信贷。
日经指数从1989年12月的3.9万点跌至1992年的1.4万点（跌幅超60%），市值蒸发约3万亿美元。1991年起，东京地价暴跌，1990-2000年全国商业地价下跌70%，住宅地价下跌50%。企业因资产缩水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坏账激增（1998年非performing贷款占GDP的10%）。
1993年起，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标志“失落的十年”开始
日本的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自由市场中的企业家精神、价格信号和资本积累。日本政府的干预虽有短期效果，但扭曲了市场信号；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埋下泡沫隐患；真正的驱动力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如精益生产、技术创新）和国民的自发储蓄。
日本的成功更多来自市场过程而非政府计划，19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则印证了干预的长期代价。若日本更彻底地遵循自由市场原则（如减少通产省干预、避免汇率操纵），经济可能更稳健，泡沫风险或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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