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研究，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近年来虽增速放缓，但整体仍处于上升通道。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要严格控制这一规模，这也引发了公众对相关数据的热议。然而，由于官方统计数据并未公开，长期以来相关讨论多停留在猜测阶段，缺乏可靠的实证依据。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张军、马欣榕和刘志阔，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的论文。他们对2004年至2020年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和结构进行了系统测算和剖析。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将所有工资福利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人员计入在内，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数仍在稳步增长，到2020年已接近6846万人，不过增长速度已趋于温和。刘志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其纠结于具体数字，不如关注结构变迁的趋势，这对政策制定更有启发意义。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占据主导的是在职编制内人员，而近年来官方对这一群体的规模实施严格管控，从估算数据看，其数量已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自2004年以来，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扩张主要得益于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的增加，到2020年这两类人员已占到近四成比例。同时，从2013年起，编外人员开始显现增长势头，虽然总体体量不大，但到2018年已较2004年翻了一番。在层级分布上，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约三分之二集中在市县及以下基层政府部门。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区域间的显著不均衡：财政供养率（即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人口外流地区供养率偏高，而人口流入的东部发达地区负担相对较轻，这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人员冗余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刘志阔认为，在当前严控政策的背景下，未来几年财政供养人员总数预计将维持稳定，不会再出现大幅跃升。为有效控制规模，他建议通过统筹精简人口较少县区的行政事业单位，消除冗余的管理层级，从而缓解财政压力。

事实上，一些地方已启动相关改革试点。例如，湖南省郴州市通过建立“人员编制动态监测+财政支出刚性约束”的双重机制，推动机构优化和人员精简，旨在解决财政负担过重以及人力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从2023年至2025年，该市已撤并112个机构，精简人员达3021人。

财政供养人数上升趋势的危害与不可持续性

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持续上升，无疑加剧了公共财政的压力。这种趋势首先会带来直接的财政危害：政府支出中用于人员工资、福利和养老金的比例不断扩大，挤占了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资金，导致财政资源分配失衡。在经济下行或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时期，这种刚性支出可能引发预算赤字扩大，甚至迫使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或举债来维持运转，进一步放大债务风险和社会负担。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其不可持续性。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使得离退休人员占比持续上升，而编外人员的增长则反映出行政体系的膨胀和效率低下。如果不加以干预，这一趋势将形成恶性循环：财政供养负担越重，地方政府越依赖转移支付或土地财政，进而扭曲市场机制，抑制民营经济活力。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财政体系脆弱化，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如疫情或全球经济波动），就容易引发地方债务危机或公共服务供给中断，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潜力。

从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的经济学视角来看，这种财政供养人数上升的趋势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主义扩张的体现，将带来严重的长期后果。奥派理论家如米塞斯和哈耶克强调，政府通过膨胀行政人员规模来维持控制，会扭曲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导致经济低效和机会成本增加。在中国语境下，这意味着大量人力被锁定在非生产性部门，阻碍了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抑制创业创新和生产力提升。

更重要的是，奥派视政府支出扩张为通货膨胀的根源：为支撑庞大的供养体系，政府可能诉诸货币扩张或隐性税收，这将侵蚀货币价值，引发资产泡沫和财富再分配不公。最终，这种趋势可能演变为“凯恩斯主义陷阱”的变体——短期刺激转为长期停滞，甚至引发经济周期性危机。奥派主张通过最小化政府干预、推行自由市场改革来逆转这一局面，否则将面临社会契约的崩解：民众对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怨恨积累，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