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贷有风险，这是常识。你收回的钱可能不如预期的值钱，甚至可能根本收不回来。后者主要发生在信贷领域，而政府——无论是企业、银行还是主权国家——也时常会还不上钱。至少从1340年起，主权违约就成了人类金融史上反复出现的篇章。

如果你想知道过去几百年里各国赖账的频率有多高，不妨看看莱因哈特和罗格夫那本经典的《这次不一样》里的图表：蓝线（违约国家占比）几乎始终高于红线（按GDP加权后的违约占比）。这意味着，主权违约通常是较小、较贫穷国家的专利。唯一的例外是1933年的那个高峰。

但政府违约和企业不同。企业往往是真没钱了，而政府更多是在衡量“不违约的成本”是否高到无法承受。用IMF的话说，当不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行的政策来稳定债务与GDP的比率、并控制展期风险时，债务就被视为不可持续。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意愿。

新独立的海地曾被迫拿出相当于GDP 300%的赔款给前法国奴隶主，这怎么看都不“可行”。但法国炮艇在港口外一字排开，威胁灭国，账就算不过来了。不过，即使没有军事威胁，违约的代价也极高。

主权违约后的十年里，贫困率上升，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减少一年多。而且，赖账似乎并不能赢得选票——IMF对1980-2003年间19个违约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其中18个的执政党在下次选举中落败。所以，违约往往是濒临崩溃的政府在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搏。

如果你想提前识别哪些国家可能违约，IMF有一套针对市场准入国家的“风险与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清单。更省事的办法是看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虽然那未必精确。

但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加拿大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维护的主权违约数据库。它记录了1960年以来每一次主权违约的规模、债权方（IMF、世界银行、中国、私营部门等）。早期违约寥寥无几，然后80年代来了。

1982年发生了什么？此前十年，石油美元大量回流拉美主权贷款。沃尔克为了压制70年代的通胀，把短期利率推高到接近20%，美元随之暴涨。在全球衰退和大宗商品崩盘的背景下，用大幅升值的货币去偿还变得极其昂贵的浮动利率利息——太多国家扛不住了。

1982-1984年间，违约债务的圆圈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拉丁美洲。接下来的十年，这片大陆都在处理债务危机的余波。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将大量拉美债务重组为新债券，虽然让双方处境有所改善，但毕竟改变了原始条款，于是又出现了一波比80年代初更大的违约潮。

当然，主权违约并非拉美专属。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的违约显著增多。苏联解体也让官方债权人面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违约债务。2012年希腊创下了单一私营部门违约的最高纪录，次年又创下官方部门违约纪录。

细心的读者会在数据库中发现一个特殊案例：英国。从1960年代起，英国在官方部门贷款上违约了三十年。事情是这样的：1979年之前的伊朗政权订购了一批坦克并预付了全款。革命后，英国既不想交货，也不愿退款。

争端拖了三十年，直到2022年才解决——几乎就在英国记者扎加里-拉特克利夫获释的同时。但自1960年以来，美国在数据库中没有一次支付违约。尽管美国人对债务上限和政府关门的恐慌从未停止，但星条旗下的国债从未真正赖过账。

然而，如果数据库能回溯到193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33年，国会通过联合决议，追溯性地废除债务合同中的“黄金条款”。此举涉及1000亿美元私人债务和200亿美元政府债务，合计约占当时GDP的180%。没有这一刀，次年美元对黄金贬值41%就不可能实现。

一项研究称其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从债权人到债务人）”。换算成2024年的美元，那200亿政府债券违约的规模大到足以让所有其他违约相形见绌。

但与大多数主权违约不同，美国似乎没有因此承受任何负面后果。虽然债权人一路告到最高法院，但最终以5比4败诉——尽管大法官们承认废除条款违宪。少数派意见悲叹：“我们如今蒙羞受辱。道德与金融混乱即将到来。”然而，违约后的国债拍卖，认购倍数与违约前一样高。押注美国例外论，几乎从未成功过。

从海地到阿根廷，从希腊到英国，主权违约的故事总是伴随着社会阵痛和政治更迭。但1933年的美国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例：当一个国家足够强大、其货币足够核心时，它可以改写规则而不受惩罚。

这种“例外”能否持续，取决于全球体系对美元霸权的容忍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站在美国这一边。而对于那些小国来说，违约始终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豪赌——赌的是政治生存，输的往往是整个世代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