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句古老的寓言，恰如其分地映照出当下数字空间的治理乱象。自媒体在平台发声，若未触碰明确法规红线，却遭遇模糊化处置；平台手握法规解读权，将自身诉求凌驾于规则本义之上，对言论进行过度限制——李湘账号被限制关注、商品下架的争议，正是这场乱象的典型注脚。除了直播中的广告夸大宣传有明确争议点，其合法财富展示等行为本不应遭受如此严苛的管制，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平台审查权力的失控与程序正义的缺位。

平台审查的权力膨胀，始于“法规解读权”的私有化。政府制定的法规，往往是划定“不可为”的宏观红线，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禁止的危害国家安全、侮辱诽谤他人等违法信息，或是需要防范抵制的低俗媚俗、煽动歧视等不良信息。这些规定旨在搭建网络生态的基本框架，而非针对具体个人或行为的“精准打击”。

但现实中，平台却成为法规的“最终解读方”，为了规避监管风险、迎合舆论风向，自行扩大审查范围、拔高处罚标准。对于自媒体而言，数百条晦涩的平台规则如同“薛定谔的红线”，处置时永远得不到“某条内容违反某款规则”的明确答复，只能被动接受“合规要求”“公序良俗”这类模糊定论——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张，本质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将法规的原则性要求异化为平台的“一言堂”。

更值得警惕的是，审查权力的滥用已形成链条式风险。海淀法院的司法实践显示，掌握账号封禁、内容审核权限的平台人员，利用这种“软权力”进行贪腐的案件屡见不鲜，小到内容“捞回”、流量倾斜，大到账号解封、白名单准入，都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筹码。当审查标准缺乏明确界定，审查人员的主观判断就成了“最终裁决”，既可能因个人偏见对合法内容过度限制，也可能因利益输送对违规内容网开一面。

这种乱象不仅损害了自媒体的合法权益，更让平台审查失去了公信力——当用户不知道“何为合规”“为何被罚”，数字空间的表达自由便沦为空谈。

平台之所以敢如此“越界”，核心在于其“准公权力”与“私有财产权”的双重身份套利。在数字时代，大型平台早已不是单纯的商业主体，而是兼具规则制定者、执行者、裁判者多重角色的“准公共空间管理者”，其掌握的“准立法权”“准执法权”，深刻影响着用户的表达权、财产权乃至社交权。但平台却始终以“私有财产权”为挡箭牌，拒绝承担公权力应有的程序约束。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平台对账号采取封禁、限制等重大处置时，必须履行说明理由、提供申诉渠道、保障用户申辩权等义务，而现实中，多数平台的申诉通道形同虚设，处置依据语焉不详，用户维权成本高到望而却步。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现状，让平台得以肆意扩大审查边界，将“防范风险”异化为“过度管制”。

回到李湘事件本身，即便其直播中存在广告夸大等违规行为，平台也应针对具体违规内容进行精准处置，而非采取“一刀切”的账号限制措施。合法的财富展示、正常的生活分享，本是自媒体的表达自由，若仅因“可能引发争议”就予以限制，无疑是对表达权的侵犯。平台的职责是打击明确的违法违规行为，而非充当“道德裁判官”，更不能借“合规”之名行“权力滥用”之实。

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给平台审查权力套上“程序正义”的笼子。立法应明确要求平台规则必须清晰具体，处置行为需做到“违规内容+对应条款”的一一对应；强制建立有效的申诉复核机制，确保用户能够获得充分的陈述申辩权；监管部门应强化对平台审查行为的监督，重点查处规则模糊化、处置随意化、权力寻租等问题。唯有如此，才能遏制“楚王好细腰”式的过度管制，让平台审查回归“合规为本”的本质，既维护网络生态清朗，也保障自媒体的合法表达权——这才是数字时代治理应有的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