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用人事管理办公室（OPM）主任斯科特·库珀的话说，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 DOGE）作为一个集中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它正式授权还有八个月才到期。一些 DOGE 核心人物已经彻底离开政府，其他人则被调到各个行政部门。

很多人因此宣布 DOGE 已死，整个计划彻底失败。也有人反驳说，DOGE 的工作仍在继续，从一个临时的中央联邦机构过渡到分散在各联邦部门内部的独立团队，本来就是马斯克计划的最终目标。

即便真是如此，今天这场削减联邦官僚体系的努力也只能用“令人失望”来形容。而责任完全要归咎于共和党政客。

共和党人在竞选时承诺削减开支、上了台就翻脸，这早已不是新闻。过去五十年，几乎每一个竞选联邦公职的共和党人都干过这种事。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让人感觉不一样。因为这一次，民间真的对削减政府开支充满由下而上的热情。

刚刚经历过疫情——联邦官僚把全国锁起来，又逼着所有人打与大药厂勾兑的特效药才能拿回自由；接着又连续几年恶性通胀、经济停滞，官员却说这是老百姓“经济幻觉”——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真心支持特朗普竞选时“把联邦官僚机构开膛破肚”的承诺。

埃隆·马斯克在集会上挥着电锯，承诺大开杀戒，台下欢呼震天。特朗普上台后立刻成立 DOGE，给了它前所未有的联邦内部数据权限。DOGE 第一个开刀的目标 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不仅被成功砍掉，还被彻底揭露：它根本不是什么人道援助机构，而是赤裸裸的政权更迭工具。最妙的是，尽管建制派媒体疯狂抹黑，削减政府的行动在特朗普所有施政中，民意支持度遥遥领先。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简单说：共和党政客自己把这场真正削减政府的努力给葬送了。因为他们和往常一样，完全接受了左翼进步主义对这些待砍项目的虚假叙事。

在主导媒体、大学和民主党的那个简单化进步主义叙事里，政府主要被描绘成一个超人般的“社会服务提供者”。我们可以逐条拆解：

1. 政府是“超人”，因为所有讨论都默认它凌驾于人性之上，不受掌权者个人欲望的影响。几乎每个人在被逼问时都会承认这种假设很荒谬，但压力一撤，又立刻回到这个默认设定。

2. 说到“提供者”，政府永远只被放在“它给了我们什么”的语境里讨论——它提供了什么服务、帮助了哪个弱势群体。因此，削减政府开支永远只被框定为“正在提供的某样东西以后不给了”。

3. 进步主义坚信：不管市场在生产鞋子、电视机时多么高效，社会上真正重要的服务——国防、教育、医疗等等——都太重要了，不能交给自由市场的“反复无常”。

所以在左翼进步主义眼里，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实体，专门进来给我们提供最重要服务，顺便再帮几个倒霉蛋一把。除了少数几个“失误”，现在所有联邦项目几乎都是政府“应然”运作的完美体现。如果社会问题还存在，要么是政府做得不够，要么是被自私的政客和/或亿万富翁破坏了原本有效的项目。

这种对政府的进步主义描绘，没有一句是真的。

任何读过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或罗斯巴德关于进步时代的著作的人都明白：终结19世纪末相对自由放任时代、把我们带上今天巨型联邦政府的那些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官员和与权力勾连的行业巨头的利益而设计的。

这始终是过去一百多年政府疯狂膨胀的真正动机和优先级。把所有这些项目理解为“尽可能把钱转移给政治关系户、把权力交给官员和官僚，同时给最底层的穷人一点点救济，制造出一群经济人质，确保任何真正砍掉这套游戏时都会极度痛苦”，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换句话说，USAID 不是 DOGE 挖出来的什么“异类”，它恰恰是政府真实运作方式的最典型样本。

更糟糕的是，正如我上周所写，这些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进步主义项目，不仅绕过了真正的经济问题、同时搜刮了我们的钱包，它们还主动把所有问题变得更糟。

要开始解决这场不断扩大的灾难，唯有大刀阔斧地削减开支。可号称致力于“小政府”的那个党，却几乎全体买账了进步主义关于“政府如何运作、这些项目到底在干什么”的妄想。

有些共和党人可能在抽象层面真心想削减政府，好让国家财政更健康。但一到具体项目，他们的雄心就烟消云散，因为他们已经在争论的这一侧彻底向进步主义对手投降了。

政府开支问题的本质，根本不是“我们国家在资助一些好项目时稍微超支了一点”。真正的本质是：政府强迫我们把天文数字的钱和资源砸进一批主动让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生活更艰难、更贵、更危险的项目，只为了让一小撮关系户发财。

这种规模的问题，绝不是靠几个小规模内部团队悄悄在少数几个联邦机构里“审视和优化流程”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场像 DOGE 初期那样充满激情的民间运动。但当领袖们拒绝承认问题的真正深度时，我们凭什么指望民众对“解决方案”保持热情？

来源： Mises Wire • 作者：Connor O'Keef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