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米莱推动的“电锯改革”在数据上，似乎已经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让他在今年十月的中期选举中依然保持着极高的人气。同时，它也折射出整个南美洲正在浮现的两大趋势：一方面是如何面对公共财政失衡的痛苦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右翼政治力量可能的重新崛起。

未来几年，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都将迎来关键选举，而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土壤，将会决定它们是否会效仿米莱式的“休克疗法”。

首先是智利和秘鲁，这两个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健，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哪怕是右翼在选举中胜出，其政策方向大概率仍将保持温和，并不会对整体经济政策造成太大冲击。

但在南美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哥伦比亚，情况就截然相反，财政赤字与债务风险已如同积压多年的顽疾，不仅仅需要政治版图的右转，也可能需要类似米莱那样的“硬刀子”改革，才能真正稳住局面。

阿根廷的经济困境是“百年老病”。高达23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量仅次于巴基斯坦，债务超过500亿美元。未来五年违约保险成本高达8.5%，远超其他拉美国家：哥伦比亚大约是2%，巴西仅为1.5%。

在这样的背景下，米莱交出的成绩单颇为惊人：2024年4月通胀曾高达290%，而到2025年6月已经降到39%。在经历连续两年经济衰退后，由于基数太低，将导致今年GDP有望增长超过5%。

这一切的背后，是极为残酷的财政紧缩。其结果迫使阿根廷财政从2023年接近3%的赤字逆转为 GDP 1.8%的初级盈余。更关键的是，中央银行宣布不再为政府“印钞买单”，为通胀下行和市场信心恢复创造了条件。可以说，这是典型的“重病用猛药”。

但“猛药”往往也伴随着副作用。随着改革深入，超过一半的阿根廷民众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医疗与社会项目被削减。这导致社会动荡加剧。这种割肉式的紧缩，短期或许见效，但能否持续下去却存在很大疑问。

一方面，大规模削减投资与地方转移支付不可能长期坚持；另一方面，稳定比索汇率虽然压低了进口成本，帮助控制物价，但也带来了贸易逆差扩大、外汇储备难以积累的老问题。在美元原本就极为紧缺的阿根廷，越来越多人开始抢购美元，汇率崩盘的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不过，巴西与哥伦比亚的两国财政困境虽不如阿根廷那么触目惊心，但同样隐患重重。它们都面临“利率大于增长率”的结构性难题：经通胀调整后的利率远高于经济增长水平，这意味着债务负担几乎注定越滚越大。

巴西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14%，哥伦比亚为12%，而两国通胀都只有5%左右。在GDP潜在增速不超过3%的情况而负责高企不下的情况下，这样的利差无异于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财政胸口。

巴西的政府利息支出已占 GDP 的8%，虽不及2016年罗塞夫时期的9%，但足以说明形势正在恶化。哥伦比亚因放弃财政框架而遭遇评级下调，还丢掉 了IMF 提供的80亿美元信贷额度。

更棘手的是，两国预算高度刚性——几乎和米莱上任前的情况一模一样：约九成支出都被法律预先锁定在养老金、工资、转移支付等领域，几乎没有腾挪余地。在这种格局下，如果不能有效增加财政收入，那么迟早也可能不得不走向“电锯改革”的道路。

在政治层面，南美洲的执政周期本就像钟摆。2021到2022年的“粉红浪潮”，让智利的博里奇、哥伦比亚的佩特罗、巴西的卢拉和秘鲁的卡斯蒂等左派或中间派略纷纷上台。

但如今，这股钟摆可能再度摆向右翼。如果右翼崛起，新的领导人一定程度去效仿米莱的“电锯改革”，市场或许或解读为南美财政政策会转向更积极的方向，而不是现在的“摆烂”。

现在，外部因素的叠加可能会催动这种经济政策的转向。特朗普对巴西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或许无形中帮了卢拉一把。他可能会大肆缩减财政支出以应对关税困境，但“经济铡刀”是否有像米莱那样100%的力度仍有待观察。

在哥伦比亚，佩特罗的支持率已跌至29%，但潜在继任者多达七十余人，局面混乱。虽然社会上几乎没人支持削减公共开支，但市场依然寄望于“后佩特罗时代”的财政收紧。

而南美洲的其他国家，包括那些财政最不需要大刀阔斧调整的，右翼上台的概念正在增加。随着全球的民粹主义盛行，智利今年11月的大选极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极右翼和中右翼领导人。而秘鲁明年4月的大选虽然尚未成型，但很可能也会推举出一位“让“秘鲁再次伟大”的右翼总统。

同时，特朗普的南美洲”盟友“不仅仅有阿根廷的米莱、还有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克尔 和厄瓜多尔的丹尼尔·诺沃亚，未来或许还会收获更多。

这意味着推行积极且激进的经济改革的概率在增加，而且，在经济”重疾难返“的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可能真的需要一点米莱式的“电锯”手法，才能割除沉疴。

但如何在财政钢刀的试炼和民众感官上找到平衡，才是南美大陆否走出困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