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来，他对美国企业的直接干预日益频繁且粗暴，甚至逐渐展现出一个偏激和无视规则的“美国 CEO”的姿态。

昨日，他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公开要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Lip-Bu Tan）辞职，指责他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存在“重大利益冲突”。这番言论令英特尔股价应声下跌3.5%，而整个纳斯达克指数却在当日上涨，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封来自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信，他无端指控陈立武控制着数十家与中国先进制造和半导体有关的企业，并称其中至少有八家与中国军队存在关联。

科顿特还提到了陈此前曾执掌的益华电脑（Cadence Design Systems），声称该公司曾在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情况下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提供产品。

陈立武于2025年3月出任英特尔 CEO，上任前未清楚披露是否已剥离在这些中国公司的股份，这让“总有刁民想害朕”的特朗普高度质疑其忠诚度。

然而，这类由总统亲自点名、要求企业高管“立即辞职”的行为，在美国历史上几乎前所未有。在缺乏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对一家财富500强企业人事自主权进行粗暴干涉，反映了特朗普将企业治理纳入总统权力版图的野心。

他已不满足于借助行政令或监管机构影响经济政策，而是直接插手企业内部事务，把公司高管视作可随意更换的执行经理。在特朗普看来，企业不再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行为体，而是应该与他保持一致，配合其地缘政治和选举策略。

这类干预并非孤例。仅在两天前，特朗普还对美国最大几家银行——摩根大通与美国银行展开攻击，指责它们在过去几年对他实施歧视政策，并声称这些银行对保守派群体存在系统性偏见。

他曾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当面对美国银行 CEO 布莱恩·莫伊尼汉时就展开过正面交锋。而这套攻击-施压-屈服的剧本已在多个行业上演。

苹果 CEO 蒂姆·库克曾多次在白宫场合公开赞美特朗普，尽管这种策略性的附和广受批评，但库克仍在特朗普威胁对 iPhone 征收关税的前一天，宣布苹果将额外投资1000亿美元于美国本土项目。

甚至连特朗普最喜欢的 CEO——英伟达的黄仁勋也在一次人工智能峰会上面对特朗普时则盛赞其为“美国的独特优势”，因为不久前，特朗普就表示曾考虑拆分英伟达以打压其市场主导地位。

迎合、讨好是当下美国企业界应对特朗普极具高度个人色彩的压力时的主要策略。彭博社曾统计，标普500指数中的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共提及“美国制造”超200次，远高于过去25年平均每季50次的水平。

但这些“美国制造”口号背后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的新投资。正如彭博社指出，这种行为更可能是为了安抚市场、避免白宫审查，而非出于真实的资本支出考量。

在立法和财政领域，特朗普的权力游戏更是玩得无人能出其右。他甚至能在毫无暗示的情况下，让 AT&T 在其第二季度财报中夸赞了特朗普“大漂亮法案”所带来的红利，并认为将在2025至2027年间获得65亿至80亿美元的现金税收节省，并计划将部分资金投入光纤网络建设。

这番一味迎合的表态仅仅是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抱怨了 AT&T 技术问题仅数周之后，而讽刺的是，特朗普随后宣布推出自己的无线通信品牌“Trump Mobile”。

在对外政策与国家安全的幌子下，这种对企业的全面掌控逻辑正加剧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当总统可以随意否决 CEO 的任命、施压企业调整投资方向，甚至间接引发股价波动时，美国的市场经济原则就已被侵蚀。

这种介于政权与资本之间的模糊权力，不仅削弱了企业的战略独立性，也使整个企业界陷入政治忠诚测试的泥沼。

如今特朗普不仅拥有行政权力、立法主导权、社会媒体话语权，还有无须妥协的意志。这使得企业高管不得不将更多精力用于揣测白宫意图，而非专注于研发、竞争与全球布局。

一个国家的总统越像一家公司的 CEO，他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干预就越强烈，而这终将反噬企业创新力与市场活力。在“总统即股东代表”的政治逻辑之下，美国企业正逐步沦为华盛顿政治风向的附庸，真正的自由市场正逐渐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