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抛出每年 3600 元的育儿补贴新政时，正值2024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暴跌至 1.1之后，不仅被日本的 1.16 甩在身后，距离韩国 0.75 的全球倒数第一也仅一步之遥。更触目惊心的是整个华人世界生育率的集体坍房：香港2025上半年 0.84、新加坡 0.93、台湾 0.78、澳门 0.52，连向来被认为 “更敢生” 的美籍华人，生育率也卡在 1.1-1.3 的危险区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总和生育率（TFR）约为 2.3，维持人口平衡的警戒线是 2.1，而华人社会正集体陷入人口衰退的陷阱。

事实上，不仅华人社会，全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难逃人口陷阱。除经济环境影响外，经济发达社会的一个共性是，曾经以家庭为单位的最小经济单元已逐渐瓦解。

回望过去，爷爷奶奶那辈生育如同 “下饺子”，一家生七八个孩子是常态。在农业社会，孩子意味着劳动力，七八岁就能下地干活，女孩即便体力有限，也能承担家务、照看弟妹，出嫁时还能收取彩礼，“多子多福” 有着实实在在的经济驱动力。那时的家庭，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衣服也是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父母忙于谋生，孩子与其说是父母养大的，不如说是大孩子拉扯小孩子长大的。

但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后，独生子女变得格外金贵，养育一个孩子的花费堪比过去几十个。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如今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是人均 GDP 的 6.3 倍，为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在上海，幼儿园加上各类兴趣班，一年花费动辄 10 万起，学区房每平方米高达 10 万，买房往往要掏空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钱包。生育不再像过去那样能为家庭带来实际的经济回报。而且发达社会的福利体系，弱化了家庭成员间的供养关系，父母需要抚养孩子，可父母年老后有养老金，孩子的供养已非必需。这种转变必然导致生育从经济层面的必需，更多地变成了人类繁衍情感价值的投资。

过去 40 年，女权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深刻改变了华人社会的观念，让女性拥有了对生育说 “不” 的底气。华人智商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之一，美国华裔女性中 54% 拥有大学文凭，而全美平均仅为 38%；中国大城市女性在职场同样拼搏，上海女性平均 30 岁才生育第一胎。女权主义让女性追求事业平等，但生育和养育孩子的重任仍主要落在女性肩上。美国亚裔女性生育后，工资晋升差距达 15%；在中国，性别薪资差距据统计为 22.9%。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生育并不友好，甚至用人单位雇佣女性员工，有限孕的潜规则。女性生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要孩子，就要牺牲事业晋升的机会，几乎是肯定的。中国家庭中，女性通常承担 70% 的育儿工作，事业与家庭两头奔波，即便有生育多孩的意愿，也往往力不从心。

华人社会的低生育率还与信仰密切相关。中国大城市儒家、佛教的影响力式微。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在六位长辈的关爱下成长，性格更倾向个人主义，追求自我实现而非家族延续。海外华人社区情况类似，加拿大华裔中 40% 无宗教信仰，美国华裔也是一样，家庭观念逐渐弱化。反观美国，70% 的人口信仰基督教，福音派将多子女视为神的恩赐，拉美裔等移民群体因宗教传统，生育率保持在 2.0 左右。宗教为家庭提供了心理和社区支持，即便在高房价的纽约，宗教家庭仍倾向于多生育。而华人社会缺乏类似的宗教约束，生育更多基于 “理性计算”，高成本和高压力让年轻人对生育望而却步。

全球华人社会的低生育率，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房价、高育儿成本抬高了婚姻和生育的门槛，信仰缺席与个人主义削弱了家庭观念，女性优先追求事业导致生育推迟，社会保障的不足则加剧了中产家庭的生育困境。与美国相比，中国社会缺乏宗教文化的支撑和灵活的育儿政策，生育决策更多受理性计算主导。未来，降低育儿成本、完善托幼服务、平衡职场与家庭责任，或许能缓解低生育率的压力。但归根结底，生育是个人选择，反映了时代变迁下人们对生活的理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