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将美以伊冲突命名为 “12日战争”，试图效仿1967年以色列 “六日战争” 的历史叙事，既为冲突划定时间界限，又暗示这是重塑中东秩序的关键时刻。

然而停火协议生效数小时后，以伊双方即互相指责违约，特朗普夹杂脏话的调停指令更显仓促。这场被总统赋予历史意义的冲突，究竟是地区秩序的转折点，还是大国博弈的短暂喘息？

特朗普对 “12日战争”的命名暗藏双重政治意图：通过与 “六日战争” 的历史类比，既赋予军事行动 “速胜正义” 的叙事光环，又试图将自身塑造成 “中东和平缔造者”。

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以极小代价击溃阿拉伯联军，奠定地区军事霸权；而此次冲突中，特朗普多次强调 “非政权更迭” 目标，试图将行动限定为 “阻止核扩散” 的有限打击。

但现实很快撕裂了这一修辞——停火协议签署当日，以色列就指控伊朗袭击雷达系统，伊朗则否认所有违约行为，双方的互相指责暴露了停火的脆弱性。

这种历史类比的风险在于刻意忽略了时代差异。1967年阿拉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而如今伊朗通过代理人网络构建了地区影响力；当年以色列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此次却依赖美国 B-2 轰炸机执行核心打击任务。

特朗普团队似乎低估了伊朗政权的韧性 —— 尽管核设施遭袭，但其弹道导弹能力与代理网络并未被摧毁，反而强化了 “美以是头号敌人” 的认知。《伊朗大战略》作者瓦利・纳斯尔指出，伊朗政权绝不会因一次军事打击就放弃对抗策略，反而会通过民族主义叙事重建国内支持。

以色列在此次冲突中展现了精准打击能力，但其军事行动并未达成核心目标：伊朗核计划虽受重创但未被根除，弹道导弹库存也未被有效清除。

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暴露了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七架 B-2 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执行任务，显示以色列难以独立完成纵深打击。这种依赖使得内塔尼亚胡政府陷入矛盾：一方面宣称 “军事胜利”，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

对伊朗而言，短期军事损失可能转化为长期战略动员。政权正通过两方面应对危机：一是加速重建核设施与导弹计划，尽管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二是强化 “抵抗轴心” 叙事，将民众团结在反美反以的旗帜下。

纳斯尔分析，伊朗政权当前最大弱点是民众对经济困境的不满，但外部威胁可能暂时转移国内矛盾。这种 “危机 - 凝聚” 的循环，已在伊朗多次政治动荡中得到验证。

特朗普对 “诺贝尔和平奖” 的执着，折射出其将地缘冲突工具化的政治逻辑。从《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到此次试图促成以伊停火，其团队始终试图复制 “交易艺术” 的外交模式。

但以伊冲突与阿以和解存在本质区别：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更多是领土与宗教分歧，而伊朗与以色列则是政权存续层面的根本对立。

美国外交团队的能力短板进一步削弱了斡旋效果。国务卿鲁比奥与特使维特科夫缺乏基辛格式的战略视野，在处理复杂地缘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的 “美国优先” 政策已削弱了盟友信任——欧洲国家将美伊冲突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类比，俄罗斯则指责美国 “无端侵略”，这种国际舆论环境使得 “和平缔造者” 的叙事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12日战争” 最深刻的讽刺在于，特朗普试图通过历史类比创造新秩序，却重复了历史的循环逻辑。1967年 “六日战争” 后仅六年，埃及就通过 “十月战争” 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

如今以伊停火协议签署后，双方的互相指责已预示着冲突可能重启。以色列的 “地区霸权” 战略本质上是人口小国对地缘劣势的补偿机制，但在拥有数亿人口的中东，这种战略注定难以持久。

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用脏话指令要求双方停火时，其 “和平缔造者” 的形象已显露裂痕。“12日战争” 或许暂时平息了枪声，但并未解决中东的核心矛盾 —— 宗教对立、领土争端、大国博弈。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押韵的节奏从未停止：1967年的 “六日战争” 带来了十年后的战火，今天的 “12日战争” 又将把中东引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