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垃圾问题一度成为城市发展的“隐痛”。“垃圾围城”这一术语生动描绘了城市被巨量垃圾包围的困境。然而，近年来，随着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突破和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进，中国城市垃圾处理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用”，这一惊人逆转背后，是技术进步、政策驱动与社会意识提升的共同作用。本文将探讨中国城市垃圾焚烧发电的现状、发展历程及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生活垃圾产生量激增。据统计，2017年中国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2亿吨，垃圾填埋场不堪重负，非正规填埋场更导致土壤、水源和大气污染，形成了严重的“垃圾围城”问题。例如，北京曾在1983年因垃圾堆积形成“七环”，耗资23亿元才初步缓解危机。传统的填埋方式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因技术落后引发环境污染，迫使政府寻求更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

（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焚烧发电成为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手段。相比填埋，焚烧发电占地面积小，能大幅减少垃圾体积，同时将垃圾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实现资源化利用。早在1985年，深圳就从日本引进垃圾焚烧炉，但因当时垃圾热值低，项目运行不畅。进入21世纪，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垃圾热值显著提升，焚烧发电技术逐渐成熟。2003年至2022年，中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从每日1.5万吨飙升至80.5万吨，焚烧占比从7%跃升至73%。截至2023年8月，全国垃圾焚烧厂数量达925家，日处理能力103.5万吨，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目标。

垃圾焚烧发电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技术突破和政策支持。早期，垃圾焚烧因二恶英等有害物质排放引发公众担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焚烧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采用先进设备有效控制二恶英排放，达到甚至优于欧盟标准。例如，广州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精细化管理，将垃圾焚烧与餐厨、污水等处理协同，显著提升效率。政策层面，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规，将垃圾处理列为重点环境问题。“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垃圾焚烧发电因其“负碳”特性受到青睐。政府还通过电价补贴等激励措施，吸引资本涌入焚烧发电领域，2003年至2022年间，投资规模大幅增长。此外，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显著降低了原生垃圾量，为焚烧厂提供更优质的“燃料”，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

令人意外的是，随着焚烧能力的快速扩张和垃圾减量效果显现，部分地区焚烧厂出现“吃不饱”现象。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垃圾处理能力达到每日111万吨，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让原生垃圾量减少。例如，广州通过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协同处置模式，将前端减量转化为后端增量，但焚烧厂仍未满负荷运行。全国1010家焚烧企业占据全球2100座焚烧厂的近半壁江山，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垃圾不够用”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减少了可焚烧垃圾量；其次，焚烧厂超前规划导致供给过剩；此外，部分地区如海南探索从老旧填埋场挖掘存量垃圾，以弥补焚烧原料不足。例如，海南颜春岭垃圾填埋场通过存量垃圾再处理，缓解了焚烧厂“饥饿”问题。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垃圾处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垃圾焚烧发电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城市带来了显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焚烧处理不仅破解了“垃圾围城”困局，还推动了“无废城市”建设。2020年，西安最大垃圾填埋场封场，焚烧成为主要处理方式，2023年全国78.3%的城区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处理。此外，焚烧发电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部分企业如光大环境通过技术输出，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垃圾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然而，挑战依然存在。首先，公众对焚烧厂的“邻避效应”尚未完全消除。尽管二恶英排放已得到控制，科普宣传和信息公开仍需加强以提升公众信任。其次，焚烧厂“吃不饱”问题凸显区域规划不均，需优化产能布局，避免资源浪费。最后，垃圾分类需进一步深化，以确保焚烧原料的质量和稳定性。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转型体现了技术与政策的双轮驱动。未来，需进一步优化垃圾分类与焚烧发电的衔接，推动区域协同和产业链整合。例如，广州的循环经济产业园模式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同时，加强国际合作，输出先进技术，不仅能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还能为全球垃圾治理提供新思路。

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惊人逆转，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用”，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次深刻变革。垃圾焚烧发电作为破解困局的关键，不仅实现了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还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然而，面对产能过剩和公众信任等挑战，未来需在技术创新、政策优化和社会参与上持续发力，让“垃圾变宝”的故事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