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巴菲特曾被奉为投资界的爱因斯坦，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理性资本”的终极化身。

若在1957年向他的合伙企业投入100万美元，并一路持有至2007年，这笔钱将增值至近810亿美元；而同期投资标普500指数，仅值1.66亿美元——相差近500倍。

这一神话般的战绩，奠定了他半个多世纪的不朽地位。然而，一个被刻意忽略的事实正在浮出水面：自2007年底至2025年中，同样100万美元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仅增长至530万美元，竟比标普500的660万美元低出近25%。

换言之，巴菲特职业生涯超过100%的超额收益，全部集中于前五十年；而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表现甚至略逊于市场平均水平。

这并非偶然失手，而是两种经济范式的激烈碰撞。巴菲特早期的成功，深深植根于20世纪稳定、缓慢演化的商业生态。

他与查理·芒格共同推动的“价值投资2.0”，精准捕捉了“大众品牌-大众媒体复合体”的垄断红利：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GEICO……这些企业凭借广告壁垒、地域主导与品牌忠诚，在数十年间稳步收割利润。

彼时，创新节奏缓慢，竞争格局固化，透明胶带能独占市场30年而不被挑战。巴菲特钟爱的“护城河”理论，在那个世界如鱼得水——他寻找的是那些无需激进扩张、只需稳守阵地就能年复一年创造现金流的企业。

但千禧年后，世界悄然剧变。摩尔定律持续发力：计算能力每两年翻倍，成本不变。到2010年前后，全球超半数人口已拥有智能手机与宽带网络，数字生态系统终于达到临界规模。

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公司以近乎零边际成本在全球部署服务，用户粘性远超传统品牌，网络效应构筑起更深、更动态的护城河。

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巨额利润持续投入研发——Alphabet 和亚马逊的研发支出占比是苹果的两到三倍。这种“用今天利润投资明天”的模式，恰恰是传统价值投资者最警惕的“烧钱”行为。然而历史证明，这正是21世纪价值创造的核心引擎。

讽刺的是，巴菲特本人早在2017年就公开承认：“轻资产模式远优于重资产……你几乎不用任何资金就能创造数千亿美元价值。”他甚至感叹，像 Alphabet 这样的公司，“表现已超越30年前《财富》500强”。

但他除了苹果，几乎未大规模布局其他科技巨头。为何？

部分源于认知惯性——他习惯分析有形资产、稳定现金流和可预测的消费行为；而数字企业的估值逻辑建立在用户增长、平台效应与未来期权之上，这与本杰明·格雷厄姆“安全边际”的教条相悖。

更关键的是，他投资苹果的时机，恰逢其“去科技化”转型：乔布斯离世后，库克将苹果重塑为一台高效、回购导向的成熟消费品机器，研发投入占比在“七大巨头”中垫底。对巴菲特而言，这不再是颠覆性的创新引擎，而是一台印钞机，正合其“永远持有”的哲学。

但这也意味着，他错失了真正代表数字时代增长内核的科技先锋。若他十年前将闲置现金配置于Alphabet、微软和亚马逊，伯克希尔市值或已突破1.6万亿美元，而非停滞于1万亿。

如今回望，问题已非“巴菲特是否错过科技股”，而是：在一个创新速度决定生死的时代，“护城河”若不伴随持续进化，终将干涸。

埃隆·马斯克所言“护城河是无用的，真正重要的是创新的速度”，或许过于极端，却点出要害。今日的价值投资者若仍机械复述“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却不思考AI、云计算与平台经济如何重新定义“价值”，便如同在智能手机时代坚持修理座机。

值得欣慰的是，新一代价值实践者正在进化。汤姆·盖纳、比尔·阿克曼乃至前伯恩斯坦 CEO 刘·桑德斯，已将经典原则嫁接于数字现实。

他们重仓 Meta、微软、台积电，不是因为它们便宜，而是因为它们兼具护城河、高增长与资本配置纪律。这正是“价值投资3.0”的雏形：不再排斥高估值，而是穿透表象，评估企业将利润转化为未来竞争力的能力。

巴菲特的投资，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他曾勇敢地从格雷厄姆的“雪茄烟蒂”跃迁至芒格的“伟大企业”。他留下的最好遗产，不是“永远持有”“价格是付出的，价值是得到的”等固化格言，而是“与时俱进、灵活进化”的思维。

当价值投资者仍在奥马哈股东大会重复半个世纪前的教条时，更应明白：真正的价值投资从不崇拜神明，而是敬畏时代、拥抱变化。

毕竟，投资不是宗教，而是对现实的诚实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