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谁接替利兹·特拉斯，下一任英国首相接手的将是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受到借贷成本上升、能源账单沉重负担、高税收，以及没有复苏增长策略困扰的英国经济。

接替特拉斯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特拉斯试图通过无资金的富人减税来实现“增长、增长、增长”，但事与愿违，她退出了唐宁街。

但是，就像她一样，即将上任的首相将难以制定计划，将英国从可能已经陷入的衰退或其长期限制中拯救出来，无论在竞选活动中说了什么。

英国通胀率40年来首次达到两位数，今年冬天还将进一步飙升，迫使英国央行继续提高利率。即使在特拉斯的刺激计划通过自1993年以来最大的增税措施被扭转后，财政部仍将面临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投资者显然倾向于保持克制。

长期下降

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趋势增长一直在下降。

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说：“坦率地说，很难看出目前的保守党有能力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改变。” “在税收和支出方面，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避免政府信誉再次受损。他们必须谨慎行事。”

一个多月前，特拉斯上任时承诺要通过大幅减税来重振经济，但这似乎忽略了快速的通货膨胀，也没有立即出台覆盖这些减税的计划。随之而来的市场恐慌迫使她做出了180度的大转弯，现在税收负担回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多数预测者预计经济低迷将持续很长时间，而财政部将重点从增长转向如何填补公共财政仍存在的约250亿英镑缺口，这将加剧经济低迷。

彭博经济学家表示：

“无论谁接替特拉斯，都将面临收支平衡的压力。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一差距甚至比几天前看起来的还要小。消极的一面是，削减公共支出或增加税收总是痛苦和有争议的。下一任首相将试图在没有直接选举授权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目标，保守党处于混乱之中，市场随时准备惩罚任何失误——这绝非易事。”

——杰米·拉什（Jamie Rush）

家庭正在努力应对日益紧缩的生活成本，这导致政府的人气下滑。商品和服务成本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导致工人可支配的钱更少。

彭博经济预测明年产出将下降0.4%，并表示风险在于经济下行。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之前，即下届大选截止日期前一年多一点，经济不会出现显著增长。特拉斯的继任者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尽早实行紧缩政策，为投票前的减税留出空间。

“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一天比一天大，”英国商会总干事谢沃恩·哈维兰（Shevaun Haviland）说。“三分之二的企业预计将提高价格，通胀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利率将在11月进一步攀升，许多人的能源账单将在4月再次飙升。这是不可持续的。”

历史性挤压

英国的生活水平将出现至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下降。

即使在短期之外，痛苦的现实是，过去30年推动英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廉价商品、劳动力、信贷和能源——都在反向移动。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英国经济蓬勃发展，与欧盟和亚洲的贸易不断增长，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再加上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以及来自欧盟的工人自由流动，通胀率一直在下降，直到新冠大流行使得利率降至历史低点。

现在，所有这些利好都转了方向。与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摩擦，以及全球供应链混乱推高了商品成本。俄乌冲突削弱了天然气的流动，导致价格飙升。

尽管失业率已降至48年来的最低水平，但自疫情大流行以来，至少有30万工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使得企业招聘和扩张的成本更高。由于老年人成群结队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年轻人继续接受教育，仍有100万个工作岗位空缺。

英国央行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在为时已晚的通胀冲击上，已将利率提高至10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以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为首的央行官员出手干预，支撑因特拉斯事件而动荡的英国国债市场，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抗击通胀的战斗中，并可能在下个月再次收紧货币政策。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利率将出现自1989年以来的首次75个基点的调整。

可怕的前景

政策制定者承认，这个国家会感到更穷。

"商品和能源相对价格上涨令我们整体处境更糟，"英国央行副总裁本·布劳德本特（Ben Broadbent）在特拉斯下台数小时前的讲话中表示。他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利率是否需要像投资者预期的那样大幅上升，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彭博经济的数据显示，该国的趋势增长率已从金融危机前的2.5%降至1.2%，反映了长期的萎靡不振。

这反映出英国自退出欧盟以来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低生产力和工人短缺使得经济在任何挫折后都难以恢复活力。

生产力低迷

自信贷危机以来，英国的生产力排名大幅下滑。

教科书式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包括增加移民和加强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对分裂的保守党来说几乎都是毒药，该党的议员不太可能在2025年1月的截止日期前寻求选举。

英国也缺乏帮助其走出前几次衰退的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

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北海石油可供开采，还有放松监管的“大爆炸”（Big Bang），释放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区。约翰·梅杰和托尼·布莱尔吸引了包括日产汽车公司和宝马公司在内的汽车制造商和投资，同时向外国工人敞开了大门。

英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每桶石油当量的产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在下降。

这些结构性转变将英国从上世纪70年代的能源冲击和1992年英镑的崩溃中拯救了出来。但如今，英国非但没有建立新的产业，反而与其主要贸易伙伴断交，缩减了与中国的联系，而且不太可能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凯投宏观高级市场经济学家约翰·戈特曼（Johan Goltermann）表示：“前景仍然不稳定。”“英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