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北京一所国际学生科高中的操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关闭。(路透社)

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任教三年之后，迈克尔(Michael)正准备终止合同并离开，他被针对冠状病毒的严格措施弄得疲惫不堪。

在两年来几乎关闭边境、繁重的卫生检查和检疫规范之后，4月初的一项封锁中国商业中心的决定，最终让35岁的他忍无可忍。

“在这里工作的经济利益已经无法弥补来去自由的缺失，”这名科学教师说。出于隐私考虑，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全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和教育新规重塑中国的工作环境，数百名国际教师即将离开，迈克尔是其中之一。

这种情况正促使过去20年随着中国对外国投资和人才开放而激增的国际学校敲响警钟。

一些人发现他们的生存现在处于危险之中，而教育质量从长远来看会受到影响。

约40%的像迈克尔这样的外籍老师今年将离开大陆，高于去年的30%和疫情前的15%，中国66所学校雇佣了大约3600名教师。

中国和蒙古国际学校协会(ACAMIS)的执行董事汤姆·乌尔梅特(Tom Ulmet)说，招聘替代他们的人越来越难了。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阅读有关封锁的消息，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让自己受到影响，”他补充说。

除了离开的教师，国际学校的外国学生人数也面临下降，因为新冠肺炎的限制措施导致许多外国家庭离开，而其他家庭则不来。

这改变了许多学校学生的构成，增加了父母中至少一人持有外国护照的中国学生的数量。

虽然中产阶级父母长期以来将国际学校视为提高子女进入全球顶尖大学机会的一种方式，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基本没有新冠肺炎，一些人已经避免移民。

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超过30万元(合4.4万美元)，每年支付给国际学校的学费总额估计为554亿元(合82亿美元)。

据教育网站“新学说”称，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821所国际学校。

随着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影响，一些面向低年级学生的国际学校也不得不应对不断变化的规定。

这导致英国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最近从北京的一所附属学校撤下了名字，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也放弃了在中国各地办学的计划。

总部位于香港的亚洲国际学校有限公司(Asia International School Limited)和威斯敏斯特大学均拒绝置评。亚洲国际学校的子公司在中国经营哈罗公学(harrow)的附属学校。

在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5月份对欧洲企业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中，教育行业的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日益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已降低了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孩子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家长告诉路透社，由于中国对清零政策造成的限制和封锁，他们越来越担心提供的质量。

梅兰妮·汉姆（Melanie Ham）的女儿和她的所有同学错过了5月份的国际文凭考试，原因是上海封锁导致IB和AP考试的考卷无法从海外送达。

她女儿的学校尽了最大努力，汉姆说，但她仍然担心未来。“我认为，就资源、计划和情感能量而言，他们只是尽其所能勉强度日。”

广州一所国际学校的早期教育负责人阿莱克斯·莫斯(Aleksa Moss)说，这样的悲剧意味着中国南方一些学校的丧钟。

“一些较低水平的国际和双语学校在这里关闭了，”她说，“我相信上海和北京也在发生这种情况。”

然而，动荡加剧了对选择留下来的教师的需求。

杰西卡是一名中学教师，在中国有近20年的工作经验。她说，在最近的一次网上招聘会上，她收到了大量的面试请求。

“他们给了我很多钱，”她说，并补充说首都北京的一所学校提出的基本起薪超过每月5万元(7361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