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罗斯巴德出色地处理了1819年恐慌和大萧条的经济史，同时对商业周期理论做出了贡献，并为美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提供了经济洞见，但从奥地利学派视角直接关注和撰写1893年恐慌这一关键萧条的著作相对较少。一个显著例外是劳伦斯·里德的《过去的教训：1893年白银恐慌》，其中包括一篇优秀文章和相关视频。

尽管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确实存在经济危机，但奥地利理论提供了分析框架，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独特的历史经济事件。本文旨在从奥地利学派视角探讨1893年的萧条。至于1893年的萧条，为什么特别研究这一场，而非其他众多萧条（如1819、1837、1857、1873、1884、1893和1907年）？

答案在于，1893年恐慌既后果深远，又未受到足够关注。据里德所述，“奇怪的是，这场令人震惊的1893年恐慌似乎逃过了历史学家的仔细审视和详尽研究。”对于自由市场倡导者来说，“1893年恐慌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的宝库。这一悲剧的教训加起来，对政府‘管理’国家货币的能力构成了有力控诉。”它还“到处沾满了政客的指纹”。1893年之前的世纪经历了两个中央银行、国家银行体系、纸币问题以及双本位制的尝试。

此外，罗伯特·希格斯在《危机与利维坦》第五章中指出了1893年恐慌的重要性的几个关键方面。首先，除了内战之外，“19世纪没有哪场危机像19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深刻挑战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19世纪90年代是后期干预主义（如所得税、中央银行）鼓动的关键年份，但也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力量赢得明确胜利的最后一场重大战役”。罗斯巴德将后续描述为“灾难性的1896年”，这一年“美国政治的面貌永远改变了。”他继续说道，“旧的民主党——自由贸易、硬通货、个人自由和最小政府的民主党——永远消失了。正如格罗弗·克利夫兰悲伤地宣称，‘……我们所知的民主党已经死了。’”希格斯还指出，

只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比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更严重。但由于早期衰退从收入水平低得多开始——1892年人均实际GNP仅相当于1929年相应数字的55%——90年代的崩盘将其受害者推向了远低于大萧条底部的生活水平。

因此，1893年恐慌值得特别关注。鉴于恐慌的性质，它提供了重要教训，而奥地利分析为理解这一事件和其他历史商业周期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框架。简而言之，1893年恐慌（及其引发的萧条）是国家银行体系下人为信用扩张的结果，这种扩张助长了错误投资——尤其在铁路和其他资本密集型行业——随后政府引发的货币不稳定（来自双本位制和白银鼓动），触发了格雷欣法则，耗尽了黄金储备，并暴露了银行体系的潜在脆弱性。

国家银行体系与人为信用扩张

关键是要理解，1893年之前的时期并非纯粹的自由市场，尤其在货币和银行领域。虽然尚未有美联储体系，但货币和银行领域存在大量政府干预，以及其他干预（如战争、铁路裙带主义），这些导致了生产结构的扭曲——即1863、1864、1865、1866年的《国家银行法》、1862年的《法定货币法》，以及绿钞的印制。这些银行法创造了国家银行体系——半卡特尔化、政府设计的、基于债券的储备金字塔，伪装成金本位，通过主要纽约银行输送人为扩张的信用。简而言之，内战带来了银行体系的永久变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准中央化的、分数储备国家银行体系，为美联储体系的彻底中央银行回归铺平了道路。”

罗斯巴德同意，尽管存在惊人的真正经济增长，并伴随人为增长——“事实上，在整个时期，从未有过完全自由市场的货币体系。1863–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将银行体系半卡特尔化了。”这适用于19世纪90年代，尤其是1893年恐慌，正如罗斯巴德进一步解释，

只有某些银行可以发行货币，但所有其他银行必须在这些银行开设账户。19世纪晚期全程的金融恐慌[包括1893年]是银行体系任意信用创造权力的结果。虽然不像今天的通胀机制那样有害，但它仍然是在原本相当健康的经济发展中的一场风暴。

总体而言，罗斯巴德赞同地引用克莱因对国家银行时期以及1893年等前美联储恐慌的概述，

作为国家银行时期的总体概述，我们可以同意克莱因的观点，

“1873、1884、1893和1907年的金融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是……储备金字塔化和储备城市及中央储备城市银行过度存款创造的产物。这些恐慌是由相对繁荣时期发生的货币外流触发的，当时银行已放贷到极限。”

然而必须指出，总货币供应量，甚至仅仅是银行货币供应量，在恐慌后并未减少，而只是趋于平稳。

一如既往，我们看到人为信用扩张是这一恐慌的罪魁祸首，就像所有繁荣-萧条周期一样，然而，每个商业周期的具体细节都是独特的。由于政府创造的银行体系导致的人为信用扩张创造了不可持续的繁荣，而直接恐慌或萧条则是由对现有双本位结构将向有利于白银调整的恐惧引发的，这种转变带来了格雷欣法则，并揭示了银行体系的弱点。这导致了萧条和随后的经济衰退。

繁荣、裙带主义与铁路

铁路作为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是政府补贴的主要接收者，是人为信用驱动繁荣和裙带主义的理想部门。一如常见，真正增长伴随着信用助长和裙带增长，扩散到经济多个部门，使许多其他行业和人们依赖于这些行业的增长。这些行业和人们将受到不可避免萧条的负面影响。

类似因素在1893年前内战后萧条中发挥作用。约瑟夫·卡兰德罗在讨论1873年恐慌时解释说，恐慌的原因隐含在内战期间货币和信用扩张中，“战后从军事支出转向工业生产（包括铁路）（繁荣）。”显然，内战期间通胀信用扩张资助了军事（及相关行业），但战后“通胀融资转向工业生产，包括铁路。”卡兰德罗进一步解释，

重要的是，“信用扩张总是产生商业周期过程，即使其他倾向掩盖了其作用”；内战后，去军事化、重建和工业化结合产生了大量经济活动，由信用助长的投资繁荣融资。当时如同现在，技术创新可以提供丰厚的投资机会，尤其在繁荣期。而且当时如同现在，政府赠款/资金/担保可以将投资误导到私人投资者否则不会追求的渠道。

虽然我同意，但我会强调，政府补贴和信用扩张不仅“将投资误导到私人投资者否则不会追求的渠道”，而且这些因素还人为地将活动扩张到自由市场上不会出现的程度。例如，正如詹姆斯·希尔在市场基础上成功建造一条横贯大陆铁路所显示，有真正的市场对铁路的需求和供给。然而，虽然一定数量的铁路会通过供需力量进入美国市场，但对铁路的人为信用扩张和裙带主义可以说在时间、地点和程度上过度扩张了铁路。讽刺的是，在1893年萧条年，除希尔外，所有横贯大陆铁路的所有者都在游说更多补贴，而联合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圣达菲很快都将破产（带来收缩和失业）。现实的突然重申有效地揭示了哪些铁路基于稳健的市场基础，哪些是人为刺激的泡沫，通过通胀信用扩张和政府援助。

虽然并非使用奥地利经济学的明确或技术语言，弗兰克·乔多罗夫在其1954年著作《所得税：万恶之源》中基本呈现了繁荣-萧条周期、与铁路的联系，以及1893年萧条，

内战后的时期以惯常的繁荣后不可避免的萧条为特征。战争刺激生产活动，这种习惯延续到和平时期……。每个人继续购买，因为每个人都有战争期间政府发行的大量假币；而且每个人都有可以兑现或借贷的债券。繁荣开始了。

内战后繁荣因西部的承诺而加速；草原被千里铁路渗透。似乎繁荣不仅会持续，而且会不断扩张。人们在此赌博。他们投机未来；他们以土地和工业证券形式购买未来的片段，支付的价格基于人们会越来越富、永远如此的信念。

1873年，不可避免的萧条开始了……。他们被迫收缩，因为他们在繁荣期负担了义务，现在无法支付利息。价值没有像预期那样快速上涨；抵押和其他债务沉重压在他们脖子上，为了挽救原始投资，他们减少消费……。只有当虚假价值被清算、抵押被抹去，才能恢复生产。萧条是通胀期后的通缩期……。

但饥饿的人民没有耐心。他们无法等待通缩清除他们自己狂欢的残骸。需要更快速的治疗，而承诺快速治疗的药物是货币。战争期间，有人推理，政府印制绿钞就有繁荣；为什么不印更多绿钞，强制繁荣回来？因此，在1873–76年萧条期间，以及随后二十年[包括1893年]，对绿钞以及补充稀缺黄金的白银货币有大声呼吁。这是当时社会医生的主要处方，一群大声嚷嚷的人，统称为民粹主义者。

这些行善者在新西部最喧闹，那里“艰难时期”打击最重，持续最久。这个地区的故事就是铁路的故事。根据后来的经验，我们可以将1880年代的铁路扩张描述为政府补贴和赏金[以及信用扩张]扶持的就业计划。大多数这些铁路没有经济需求。它们不是为现有人口服务，而是吸引东部海岸和欧洲的人口。它们相当于郊区土地推广。即使在建造前，当公司只有给予特许权的纸片时，等待潜在“帝国建造者”的财富就被宣传。一个人只需从铁路公司购买一块土地——他们从政府免费获得、仍无价值、直到定居者使其生产才会有价值的土地——就能兑现这一承诺。定居者眼里闪着光，以承诺未来土地收益支付公司价格；他们将自己抵押到极限。当然，他们的收益长期不足以支付生活费用和抵押利息……。

不难看出，繁荣和萧条是由政府行为刺激的，甚至造成的，在人们自然贪婪的协助下……。

1893年，国家迎来新萧条和新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虽然比普通政客更有诚信，但仍需“做点什么”来满足不满分子……。

虽然上述引文中有些陈述需要收紧甚至修正，但乔多罗夫呈现的叙事在概念上与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一致，尤其强调政府通胀货币、人为刺激繁荣、投机错误投资以及必要的清算。铁路裙带主义本身就产生浪费和腐败，但没有国家银行体系及其人为扩张信用，政治青睐的铁路永远无法筹集足够资本扭曲整个美国经济资本结构；因此，1880–1890年代的壮观错误投资只有通过补贴和人为廉价信用的结合才可能实现。

双本位制、白银鼓动与格雷欣法则

美国自1791年起，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导下，正式实行双本位制政策。双本位制涉及试图法律固定两种货币之间的价格比率，在此情况下为白银和黄金。官方比率设定为约15:1，即15盎司白银法律上等同于1盎司黄金。这种价格固定的问题是，由于供需变化，货币（白银和黄金）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和彼此会变化。

双本位制被追求作为通胀政策。虽然不完整，但内战后通胀势头被1875年《货币恢复法》（1879年实施）不完美地阻止，然而，后来的政治决策者将决定向更多或更少通胀方向移动。不幸的是，“双本位制将成为采纳的方法，并导致1893年恐慌。”通胀主义者青睐双本位制，因为它法律上高估白银，将货币供应扩张超出仅黄金，提高价格，减轻债务实际负担，并暂时刺激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债务人和政治青睐部门。通过承诺通过法律高估白银（16:1）实现货币扩张，双本位制吸引通胀主义者作为提高价格和缓解债务的手段，但也破坏了货币体系稳定，并最终为恐慌铺平道路。

双本位制引发了格雷欣法则。这一法则常简化为“劣币驱逐良币”，但更精确地说，它在政府实施法定货币法和固定汇率时运作，从而人为高估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政府不是允许黄金和白银的相对价格像其他商品一样通过供需变化在市场上决定，而是宣布固定比率（例如15:1），两种货币法律上平等。这激励人们花费人为高估的货币（如白银）结算债务和税收，同时鼓励囤积或出口低估的货币（如黄金）。外国人认识到这一扭曲，可能要求合同以黄金结算，加速黄金外流。当白银或纸币索赔持有人被允许以平价兑换黄金时，黄金从银行撤出，暴露了基于薄储备的信用结构的系统脆弱性。

在这一时期（1873–1893），白银鼓动如此强大，以至于威胁金本位并导致货币恐慌。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第133页）中所写，“财政部行动规模足够大……如果无限期维持，将通过其对货币存量的直接影响完全将美国赶下金本位。”从1873到1893年，1873年《铸币法》、反复的白银购买指令（1878年布兰德-艾利森法和1890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白银支持纸币发行、财政部行动暗示从黄金退却，以及对自由铸造白银的持续政治鼓动（即1892年参议院通过的自由白银法案）稳步削弱了对黄金兑换的信心。这些政策激活了格雷欣法则，将黄金赶出银行和财政部，并触发了崩盘已脆弱、信用扩张银行体系的恐慌。人们理性地将纸币和高估白银索赔兑换黄金，耗尽财政部和银行储备，这破坏了分数储备银行体系，并帮助产生了1893年恐慌。

与其简单回归金本位——这将是额外干预，进一步伤害先前双本位破坏下的受害者——应该回归货币竞争和货币与国家分离。但正如罗斯巴德解释，“毕竟经过这么长时间，完全货币自由被视为荒谬和堂吉诃德式；因此金本位普遍被采纳。”不幸的是，这一时期，包括萧条，将导致一系列干预，最终导致中央银行和所得税。正是由于货币干预及其后果，让金本位声名狼藉，并导致对美联储的鼓动。

来自：米塞斯专线（Mises Wire）  作者:乔舒亚·莫沃特（Joshua Mawh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