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的根本定位。这一要求从根源上重塑了银行的角色：它们不再是单纯以商业利润为核心的独立市场主体，而是被明确纳入国家战略执行与民生保障的整体治理框架。

政治性要求银行将信贷资源优先配置到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实现精准滴灌；人民性则要求银行围绕就业稳定、住房交付等民生痛点发力。两者共同划定了银行信贷业务的“必选项”与“慎选项”，经营逻辑从“能做就做”转向“政策清单内优先甚至必须完成，清单外谨慎或回避”。

为推动目标落地，监管部门建立了多维度量化考核体系。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转型、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均设置了明确的增速、占比等硬性指标。以普惠贷款为例，要求增速不低于整体贷款平均水平，同时持续扩大服务户数覆盖。

政府层面则提供全方位配套支持：向银行推送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名单，开放工商、税务、社保、能耗、不动产、知识产权等多源政务数据用于风控建模与精准画像，设立风险分担基金与担保机制分担损失，部分地区甚至将重点项目现场监控影像实时共享给银行。这种政银深度协同，使银行的决策流程与运营模式日益带有准行政执行特征。

在政策划定的支持赛道内，银行竞争迅速演变为高度同质化的“清单内争夺战”，并呈现出鲜明的新特征。

价格竞争已进入非理性阶段。为完成科技或普惠投放指标，部分机构将实际执行利率大幅压低，甚至出现低于自身资金成本的情况，彻底背离了风险定价的基本逻辑。尽管LPR保持稳定，但各行实际让利幅度持续扩大。

数据优势成为新的竞争利器。银行利用政府共享的经营与信用数据，搭建自动化风控与营销系统。一旦目标企业关键指标（如纳税、用电）触发阈值，系统自动预警，客户经理迅速跟进预授信方案。部分机构还通过资金流水动态监控，主动挖掘并争夺其他银行的优质客户。

业务重心从单笔贷款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银行即使单笔业务利差微薄，也愿意先锁定客户关系，后续通过IPO承销、高管财富管理、员工薪资代发等高价值服务实现整体回报。部分机构还创新推出“认股权贷款”，以极低利率换取企业未来股权认购期权，用长期收益弥补短期损失。

生态嵌入成为锁定客户的深层手段。为抢占科技金融赛道，银行主动免费为企业部署ERP、财务、人力资源、供应链等数字化系统。企业日常经营数据一旦沉淀在银行平台，迁移成本极高，形成事实上的深度绑定。

这种竞争的根本驱动力已从利润增长转向考核指标完成。当经营目标从市场化收益最大化转变为“任务达标”时，利率作为资金供需调节器的功能被严重削弱。

非市场化竞争已产生明显后遗症：资源错配加剧，真正有创新潜力但不在支持名单内的企业难以获得低成本资金；价格信号失真，利率无法真实反映资产风险水平，投资者和决策者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识别泡沫与隐患；银行专业能力退化，对企业经营基本面与技术前景的独立判断被政策契合度评估所取代。

当前银行在普惠与科技金融领域的运作模式，与多年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存在高度相似性。地方政府曾为完成GDP、税收、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通过财政补贴、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方式激烈争夺企业落户。如今银行面对硬性信贷指标，同样以利率大幅让利、免抵押担保、首贷贴息、免费赠送数字化工具等方式“招商”。行长带队深入产业园区与当年市长招商团的做法如出一辙。

筛选机制也高度趋同：地方政府划定开发区，只有入园企业才能享受政策红利；银行的“支持名单”则成为金融版的产业园区，名单内外资金可得性形成鲜明落差。

在存量客户价值挖掘上，银行也演化出类似“关门打狗”的策略：通过免费系统深度绑定企业数据与流程，提高迁移壁垒；强制或变相捆绑保险、财务顾问等增值服务，或设定存贷挂钩比例（如要求部分贷款转为低息存款），推高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续贷时以风险重新评估为由取消首期优惠利率，恢复甚至上调定价。

这种规模导向的扩张模式潜藏长期风险。银行主动放弃风险定价功能，利差空间被严重压缩，计提拨备的能力同步下降。一旦不良贷款集中暴露，微薄收益难以覆盖损失，资本金将快速承压。

白名单机制还导致风险高度聚集。多行同时对同一批企业放贷，容易推高企业杠杆或造成资金空转。当行业周期下行时，相关风险将在名单内企业集中显现，所有参与银行均会受到冲击。这与地方债务风险的形成逻辑相似，但银行缺乏税收权、土地储备等最终缓冲工具，冲击一旦传导，信贷能力可能迅速枯竭，经济代价更为沉重。

此外，行政考核压力可能催生中介套利，通过包装数据、伪造资质帮助边缘企业进入名单。当3至5年期中长期贷款陆续进入还款高峰，若宏观环境不配合，隐藏风险或将集中释放，对信用体系形成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已正式取消实施多年的普惠小微贷款硬性增长考核要求。这一调整释放出重要信号：监管层已察觉到行政化运作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并开始进行必要纠偏。

我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这一转型反映了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试图通过金融体系更紧密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目标的系统性努力。其核心意图——集中资源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具有清晰的现实针对性，尤其在外部环境复杂、国内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然而，过度依赖行政考核与名单机制来驱动信贷配置，也清晰暴露了市场机制被弱化后的代价：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风险定价功能退化、银行专业能力空心化，以及潜在的系统性脆弱性。银行本应是风险识别与资源有效配置的核心中介，当其行为逻辑从“市场判断”转向“任务完成”时，短期目标可能实现，但中长期韧性容易受到侵蚀。

近期监管部门主动取消部分硬性增长考核，体现了决策层基于实践反馈进行动态调整的务实态度。这是一个积极的纠偏信号，表明“政治性”与“人民性”并非要完全取代市场逻辑，而是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更可持续的平衡点。

长远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仍需在战略引导与市场纪律之间建立更精细的兼容机制。既要让金融资源服务国家大局，也要保护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与商业可持续性，避免重蹈“规模冲动—风险积累—集中暴露”的老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