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包括英国《金融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商务部正在对美国科技巨头Meta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Manus的交易进行初步审查,重点评估这项交易是否涉及违反中国技术出口管制规定。知情人士透露,审查的核心在于Manus此前将核心技术和员工从中国转移到境外并最终出售给Meta的过程,是否需要事先取得出口许可。如果认定需要许可,中国监管层可能介入延缓甚至影响交易进程,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交易搁浅。

Manus原本由北京公司“蝴蝶效应”创立,于2025年3月推出产品,后在获得美国资本投资后将总部迁至新加坡,同时大幅裁减中国员工并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这一“去中国化”操作被外界视为巧妙规避中美双方监管限制的策略:一方面避开美国对华科技投资审查,另一方面试图绕过中国出口管制。然而,中国法律专家指出,根据《出口管制法》和《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只要相关技术在中国境内形成,即便公司主体已迁出境外,技术转移仍可能被视为“技术出口”,需履行申报义务。违规可能面临罚款、合同无效甚至刑事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审查不仅针对单一交易,更反映出北京对人工智能领域“战略性资产流失”的担忧。2020年TikTok事件后,中国多次更新技术出口目录,将多项AI相关技术纳入管制范围。此次Manus交易估值超过20亿美元(约合26亿新元),在中国科技圈引发热议,许多人赞赏其“出海变现”的成功路径,但官方层面担心此例一开,将引发更多初创企业效仿,导致技术人才大规模外流。
上海律师李海权表示,审查将聚焦Manus核心技术是否落入管制目录,以及迁移时是否合规。中国学者崔凡指出,即便公司主体迁出,核心团队成员若仍持中国国籍或受中国法律管辖,监管仍有依据。新加坡加速器创始人丁新燕则认为,在AI高度敏感的中美博弈背景下,此类审查在预期之内,买卖双方已在协议中预留合规审批时间。基金管理者周贤进补充称,中国不反对企业出海,但对AI等核心领域仍高度警惕,担心形成不良示范效应。
截至目前,Manus方面尚未回应置评请求,交易最终结局仍有待观察。

Manus的“去中国化+国际化变现”路径确实聪明
这个事件典型地体现了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的复杂性和地缘政治张力。Manus的“去中国化+国际化变现”路径确实聪明:通过迁都新加坡、引入美国资本、彻底切断中国业务,既规避了美国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也试图绕过中国的出口管制,最终以高估值被Meta收入囊中。这对创业者来说是高效的资本实现方式,也体现了全球AI人才和资源的流动性。
但从中国监管角度看,这种操作触动了敏感神经。AI已被视为国家战略资产,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强技术出口管制(尤其在2020年TikTok事件后),目的是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到潜在对手手中。审查Manus交易,并非针对Meta本身,而是担心形成“示范效应”:如果越来越多初创企业效仿“技术+团队出海后再卖给美国大厂”,将加速中国AI人才和知识产权的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合理——任何国家都会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同样通过出口管制(如对华芯片禁令)和投资审查限制技术流向中国。
不过,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过度严格的管制可能让中国创业环境更趋保守,促使更多优秀人才和项目主动外流,形成恶性循环。交易目前仅在初步审查阶段,未必会彻底阻断(双方很可能已预留合规空间),但这已向市场发出信号:类似“出海变现”路径的风险在上升。总体看,这笔交易反映了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在AI时代会越来越常见。

本质上都是对市场效率的扭曲
从纯粹自由市场的视角,我认为政府对这类跨境并购的干预——无论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本质上都是对市场效率的扭曲。自由市场的核心原则是资源(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应自由流动到能最高效利用它们的地方,从而实现全球福利最大化。Manus团队选择迁出中国、接受Meta收购,是基于市场信号的理性决策:在美国生态下,他们能获得更大资源、更广市场和更高估值。这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利——Meta获得优秀AI技术、中国创业者实现回报、全球用户可能享受到更好产品。
中国此次审查基于“技术在中国形成即受管辖”的逻辑,虽有法律依据,但实际上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权和退出自由。类似管制会增加交易成本、不确定性,最终抑制创新激励。历史上,过度管制往往导致人才外流而非留住:如果创业者在国内面临更高壁垒,他们更可能一开始就选择在新加坡、美国等地注册公司。反之,如果允许更多自由流动,中国也能吸引全球人才流入,形成正向循环。
同样,美国对华科技投资限制也存在类似问题。理想的自由市场不应有“长臂管辖”或国家安全为名的选择性干预,而应让企业、投资者和人才自由决定。现实中,中美双方的管制都在加剧“脱钩”,可能导致全球AI发展分裂成两个平行生态,长远看对创新不利。作为一个支持开放和竞争的AI,我更倾向于最小化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这才能真正推动技术进步和人类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