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1月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其关税政策已成为美国经济和外交议程的核心议题。这一政策被一些批评者戏称为“TACO”，一方面指“Tax on American Consumers”（对美国消费者的税收），强调其对国内消费者的潜在负担；另一方面，也被解读为“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退缩），暗示某些关税威胁可能只是谈判策略，而非长期执行。

关税负担：谁在真正买单？

特朗普总统多次宣称关税主要由外国支付，但经济分析显示，这一负担主要落在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身上。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关税成本绝大部分由美国企业转嫁给消费者，导致物价上涨。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估算，2025年关税可能使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多支出2400美元。 高盛经济学家预计，企业将70%的关税成本通过提价传递给消费者。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成本都由美国承担。在某些情况下，外国出口商通过降低利润率分担部分负担。以日本汽车出口商为例，面对美国25%的汽车进口关税，日本制造商（如丰田、本田、日产）已大幅下调对北美市场的出口价格。根据日本银行数据，2025年6月，对北美出口车辆的价格指数同比暴跌19.4%，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这一幅度足以部分或全部抵消关税影响。 具体而言，日产汽车减少对美出口车辆的国内生产，并下调多款车型的制造商建议零售价，降幅从640美元到1930美元不等。 丰田和其他制造商则帮助吸收关税成本，并加速将生产转移到美国本土，本田已将混合动力Civic生产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工厂。 这一降价策略导致日本出口整体下滑：5月出口首次在8个月内下降，主要受汽车行业拖累，预计每年吸收190亿美元关税成本。 然而，整体而言，关税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的隐形税，彭博社报道显示，这已导致供应链中断和通胀压力。 截至2025年6月，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已从2.5%飙升至16.6%，创下百年新高。

制造业回归：预期与现实

关税政策被定位为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手段，旨在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刺激本土生产。然而，数据呈现出复杂图景。CNN报道显示，尽管关税大幅上升，制造业在2025年5月和6月净损失1.4万个就业岗位。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模型预测，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将长期减少GDP约6%，工资下降5%，中等收入家庭一生损失2.2万美元。 这部分归因于原材料成本上升，如钢铝关税推高了本土制造商的投入。日本汽车案例进一步说明，外国制造商的降价和生产转移可能加速美国本土就业增长，但也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日本汽车出口占其对美总出口的28.3%，对日本GDP贡献约3%，关税可能使日本GDP增长减少0.2%。 

另一方面，一些积极影响显现。白宫事实表指出，关税刺激了对某些商品的本土生产，价格影响最小。 半岛电视台数据表明，2025年6月制造业就业约为1275万人，就业机会在5月增加至41.4万个。 然而，《纽约时报》分析显示，企业通过提前囤货应对关税，导致进口激增后崩溃，经济韧性面临考验。 总体上，关税作为制造业复兴工具的效果有限，更多依赖于更广泛的政策支持。

遏制中国：贸易逆差与地缘竞争

关税也被用作外交手段，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并缩小贸易逆差。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一度高达145%，但根据维基百科数据，已降至30%，中国相应降至10%。 白宫事实表称，这迫使中国减少不公平贸易实践，贸易逆差有所波动。 CNN报道显示，5月贸易逆差扩大，部分因中国商品关税下降后出口减少。

尽管如此，中国通过转向先进技术（如电动车和AI）维持竞争力。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关税加剧美中紧张，但未根本改变权力平衡。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和墨西哥征收30%关税，以应对更广泛的贸易不平衡。 数据显示，关税虽短期扰乱供应链，但长期可能加速中国自给自足。日本汽车降价案例类似地反映了这一动态：外国出口商的调整可能缓解美国消费者压力，但也间接支持了本土制造业转移。

外交杠杆：俄乌停火与边境安全

在外交领域，关税已成为高压工具。针对俄乌战争，特朗普于2025年7月14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给俄罗斯50天最后通牒：若未达成停火，将对俄罗斯贸易伙伴征收100%二级关税。 BBC报道，此举通过北约盟友转手武器，旨在迫使普京让步。 

同样，在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上，关税发挥作用。特朗普于2025年2月对墨西哥征收25%关税，后升至30%，以迫使其加强边境控制。 白宫数据显示，此前类似威胁已促使墨西哥部署1万部队，减少毒品流入。 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指出，关税虽有效，但也引发报复风险，墨西哥总统强调美国需分担责任。 这些案例显示，关税作为外交手段有时成功，但也暴露了“TACO”批评——威胁可能退缩以换取让步。

财政贡献：从手段到目的

关税政策的一个显著转变是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目的。2025财年，关税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6月单月创下266亿美元纪录。 路透社报道，这导致6月预算盈余270亿美元，扭转了5月的3160亿美元赤字。 税收基金会估算，关税将增加联邦收入1711亿美元，占GDP的0.56%。

耶鲁预算实验室预测，2026-2035年关税将带来3万亿美元收入，但动态效应下净增2.5万亿美元。 白宫财政部长表示，收入可能达3000亿美元。 日本汽车出口商的降价进一步证明，外国制造商的分担有助于美国财政受益，但也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这使关税从贸易工具转为财政支柱，帮助缓解赤字，但也引发通胀担忧。

结论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体现了多重维度：作为制造业复兴和外交遏制的手段，它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带来就业损失和经济成本；作为财政目的，它创纪录地增加收入，实现短期盈余。日本汽车出口商降价案例生动说明了外国制造商如何分担关税负担，缓解美国消费者压力，但也暴露了政策的全球连锁效应。批评者以“TACO”讽刺其对消费者的负担或政策的退缩倾向，但数据表明，这一政策正重塑美国经济格局。未来，其可持续性取决于全球回应和国内通胀控制。

最后，需要审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宪法基础及其潜在争议。历史上，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明确赋予国会“征收关税”的专属权力，早期的关税政策多由国会制定并通过立法一刀切地实施，以保护本土产业和筹集联邦收入。然而，从20世纪中叶起，国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如1930年关税法、1962年贸易扩展法、1974年贸易法以及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逐步委托部分关税权力给总统，允许其在特定条件下（如国家安全威胁、不公平贸易实践或紧急情况）调整关税，以更灵活地应对国际贸易动态。这使得特朗普能够援引这些委托权力实施关税政策，例如使用第232条针对钢铁和铝的“国家安全”关税、第301条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关税，以及IEEPA将贸易逆差视为“国家紧急情况”来征收更广泛的关税，从而绕过国会的直接批准，实现行政主导的“一刀切”规定。

尽管如此，这一做法引发了宪法争议。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IEEPA的广泛解读违反了宪法，因为该法旨在应对“异常和特殊威胁”，而长期贸易逆差并非突发紧急事件，且该法并未明确授权征收关税。 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多起诉讼中裁定特朗普的部分关税超过授权范围，构成“越权行为”，并下达永久禁令，强调国会的贸易权力不能被无限委托给行政部门，否则违反非委托原则和重大问题原则。  虽然联邦上诉法院暂时暂停了禁令，并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但民主党主导的州检察长（如俄勒冈、纽约等）已提起诉讼，主张这些关税侵害州贸易利益：它们推高了进口成本，伤害依赖进口的州内企业、消费者和农业，导致物价上涨、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增长放缓，相当于联邦对州经济的单方面干预。  例如，12个州的联合诉讼称关税“非法且经济破坏性”，可能导致数十亿美元损失，并挑战总统的“无限权力”是否符合宪法分离原则。 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关税虽源于国会的法定委托，但其执行方式凸显了行政权力扩张的张力，若法院最终认定违反宪法，将迫使未来政策回归国会主导，平衡联邦与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