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两份公告，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新增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20家列入关注名单。这是中国自今年1月6日全面禁止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及军事用途出口后，继2月24日首次启用“两个名单”机制之后的又一次政策升级。

中方将此举定位为依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针对特定主体采取的精准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列入该名单的实体，出口经营者原则上不得出口两用物项，境外组织和个人也不得将中国原产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必须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须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今年1月6日，中国已全面禁止两用物项用于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及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2月24日首次对特定实体实施“两个名单”制度。本次进一步扩大名单，中方表示是因日本在被列入后“仍不思悔改”，反而加速推动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并在境外进行相关活动。

中国商务部强调，此次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针对的是少数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企业完全无需担心。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回到正确轨道。

措施的实际影响

两用物项涵盖既可民用也可军用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如先进材料、电子元器件、软件、制造设备等）。管控名单实施近乎全面禁止，关注名单则通过提高许可门槛、强化尽职调查和最终用途承诺，显著增加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

这些实体多集中于日本防卫研究、航空航天、精密制造、核燃料及电子系统等领域。短期内可能直接影响相关项目的供应链稳定性与研发进度；中长期则可能推动日本加速本土替代、与美欧供应链重组，或进一步刺激其国防产业自主化努力。对中日整体经贸而言，官方虽强调“有限影响”，但技术与高附加值领域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窄，区域产业链“碎片化”风险上升。

这一轮名单扩容，是中日安全困境在经济工具层面的又一次显性化体现。

中国视角有其逻辑自洽性：日本防卫政策近年出现明显调整（防卫费大幅增加、远程打击能力开发、集体自卫权解禁等），叠加历史认知分歧，被视为对地区稳定的潜在挑战。使用出口管制这一合法工具进行精准反制，与美国长期以来的实体清单实践在形式上具有对称性，属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略回应。

然而，日本视角同样有现实基础。其安全政策转向主要源于对中国军力快速现代化、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台海紧张态势的战略焦虑，以及朝鲜核导威胁的叠加。单纯用“新型军国主义”这一带有强烈历史情感色彩的标签来定义，容易陷入叙事对立，反而强化日本国内“正常国家化”的正当性论述。

客观而言，双方都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循环：一方自认为的防御性举措，在对方看来就是进攻性威胁，导致军备与经济工具的双重升级。出口管制虽然是主权国家维护安全的常规手段，但若成为常态化、扩大化的施压工具，最终往往是双输——日本相关企业研发与生产受阻，中国部分产业链也会失去稳定的合作对象和市场，尤其在精密制造、电子系统、特种材料等领域，日本仍保有全球竞争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名单制裁难以触及中日关系中最核心、最棘手的结构性矛盾：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钓鱼岛）、中国台湾地区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互信缺失。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高层战略对话、危机管控机制，以及对经济相互依存这一“稳定器”的审慎维护来逐步缓解，而非仅靠单边清单和舆论施压。

从长远看，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符合包括中日在内的各方根本利益。希望双方都能超越零和思维，在共同应对老龄化、气候变化、供应链韧性、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拓展合作空间，同时建立更有效的安全对话渠道，防止误判螺旋式上升。否则，技术脱钩与经济碎片化的成本，最终将由两国企业和民众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