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政府债券余额达到100.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1%，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中国政府债务主要由政府债券构成。

近年来，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政府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加大新增举债力度，支持民生和重大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进一步推高了债券余额。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总额10万亿元的化债资源，2024年至2026年每年安排2万亿元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底政府债务余额为46.55万亿元，2024年增至92.6万亿元，如今已突破100万亿元，较2020年底翻了一倍以上。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师罗志恒指出，中国政府债务绝对规模较大，但总体风险“可控且具有可持续性”。判断债务风险不仅看绝对规模，还需综合评估债务形成的资产规模与质量、经济规模、政府收入规模以及付息水平。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约68.2%，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债务资金主要投向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这些资产能产生持续性收益。随着地方政府加快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债务风险也在持续下降。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提醒，尽管总量风险可控，仍需关注结构性和区域性风险。部分经济欠发达、财政自给能力较弱地区的偿债压力相对突出，专项债项目收益不及预期、债务资金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仍待解决。若处理不当，这些结构性矛盾可能演变为局部流动性风险，需要通过精准施策分类化解。

中国政府债务突破100万亿元，是积极财政政策在特定周期下的必然结果。面对经济下行和需求不足，通过扩大政府举债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是许多经济体的常规应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有较大缺口，债务资金形成的资产多为生产性或准生产性资本，这与单纯的转移支付或消费补贴不同，具有一定的资产和现金流支撑。

从国际比较看，68.2%的负债率处于相对温和区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已超过120%，日本更高，中国整体仍具备财政空间。中央政府信用背书强、国内储蓄率高、政策工具丰富，使得债务滚动和再融资能力较强，短期内爆发系统性危机的概率较低。隐性债务显性化也是积极信号，透明度提升有助于市场定价和风险管理。

但总量可控不等于没有压力。地方财政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土地财政转型期收入承压，部分地区支出刚性强而自给能力弱；一些专项债项目经济效益评估不够严格，后期运营和还款来源存在不确定性；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能放大局部风险。若增长进一步放缓或利率环境变化，利息负担和再融资压力将上升。

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用好债”而非单纯“控规模”。要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加快地方税源建设，完善地方财政自主权；建立更精准的债务风险预警和分类处置机制；同时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和内需提振，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只有债务规模与经济质量、财政可持续能力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的财政稳健。短期看风险可控，长期看仍需持续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