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财政维持“紧平衡”运行的背景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旨在强化预算统筹力度。这一政策信号的背后，是官方数据显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已达到近十年峰值，凸显国有资产在弥补财政压力中的重要角色。

根据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预算草案报告，去年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达5741.21亿元，占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的67.2%，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十年前这一调入规模尚不足500亿元，占比也仅在两成以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中国财政“四本账”之一，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股权分红等，其与一般公共预算（核心账本）、政府性基金预算（含土地出让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财政框架。

去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7%，成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仅有的两次负增长之一（另一次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拖累土地财政，税收增收乏力，使得国有资本收益成为填补缺口的重要补充渠道之一。政府工作报告将“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写入其中，体现了官方加大财政资源统筹的决心。

受访专家普遍认可这一方向。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指出，在资源配置趋紧的现实下，必须通过跨预算统一调配实现“集中财力办大事”，提升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已成为必然路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则强调，国有企业本质上属于全民所有，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承担更大责任是合情合理的。从更广阔视角看，这一举措还能适度抑制国有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有助于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减少因国企出口激增引发的外部阻力或制裁风险；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可持续性角度，能避免“国进民退”加剧，保护市场竞争活力。

不过，专家也直言其局限性。陈波分析称，目前国有资本收益年度规模约8000亿元，即使经济景气期也难超1万亿元，属于“量入为出”的范畴，难以从根本上化解财政结构性短缺。他从理论层面建议，一个相对简便的突破口在于适度推动通胀回暖，让工业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真正企稳回升——一旦物价活力恢复，财政收入自然会随之改善，许多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过紧日子”的要求，财政部长蓝佛安更强调要“做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体现财政纪律的严谨。但也有观点认为，制约中国财政潜力的核心并非资源匮乏，而是长期秉持的“财政保守主义”理念。

陈波认为，大水漫灌式的刺激虽能短期激活经济，却可能延误结构性改革。中国选择后者，即以接受一定增速放缓为代价，换取地方财政等深层结构的优化。但他同时警示，若这一策略延续过久，经济疲软已超出合理周期，不仅侵蚀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还可能外溢形成全球贸易失衡，引发“中国冲击”式的连锁反应。

从过去几年政策实践看，财政货币干预的决心与资源投入虽已相当积极，但整体力度仍显不足，未能充分释放经济向潜在生产力水平跃升所需的动力。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是当前环境下的务实之举，它体现了公共资产服务全民的本质，有助于短期内增强财政统筹能力，避免过度依赖债务或土地财政。但长远来看，这终究是“治标”而非“治本”——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受经济周期制约，单纯提高比例无法替代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陈波提到的通胀路径虽有理论吸引力，却需高度谨慎：人为推高物价可能引发输入性风险或资产泡沫，远不如通过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民营企业准入门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来激发全社会活力来得可持续。

“财政保守主义”确实避免了债务陷阱和资源浪费，但若过度保守导致信心缺失、增长动能不足，反而会放大结构性矛盾。平衡之道在于：既守住底线不“大水漫灌”，又以精准增量政策（如针对性减税降费、消费刺激）提振预期。只有让民营经济与国有资本形成良性互补，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财政才能从“紧平衡”走向“高质平衡”，真正支撑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