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为了表明加州政府无意控制其财政挥霍，也无意保护任何被妖魔化为“富人”的人的财产权，由工会支持的州级公投倡议《亿万富翁税法案》已被提出。

该法案不仅具有惩罚性，而且远超一般报道的程度，因为其中一个被严重忽视的细节：计算财富时，一股拥有10票表决权的股票（大股东维持对其企业控制权的一种常见方式），将被视为10股股票（见倡议文本第50303节第3C款）。它将引发大量宪法挑战以及严重的计量和实施问题，这正是大多数曾开征财富税的国家最终放弃的原因。它还将追溯适用于那些已放弃“金州”（金鹅州）居民身份的人，只要他们在今年年初仍是居民，尽管事后追溯征税对被征税者而言绝不可能公平。

对将被征税者的妖魔化——少数彼得，来养活数量多得多的指定领钱的保罗——甚至延伸到所谓的“亿万富翁游行”，据报道只有十几人参加，却吸引了几十名自以为幽默的反示威者，他们嘲笑“超级富豪的困境”，用“让他们吃蛋糕”的嘲讽，似乎代表着“政治多数决定正义，因为政治多数决定力量”的政治哲学。

这只是日益常见的政治现象的最新例证。当某个群体想要更多资源却不愿通过惠及他人来获得时，他们就把焦点从所涉及的掠夺行为转移到“富人”身上，并承诺由富人来为掠夺买单。这就把对政府财政决策是否明智的关注，替换成了对嫉妒政治的关注。正如“亿万富翁游行”反示威者Razelle Swimmer身穿写着“吃掉富人”的围裙所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多缴税，那他们走不走我根本不在乎。”

不幸的是，把这种由嫉妒驱动的对“富人”的惩罚当作政策的正当理由，离制定好政策差了十万八千里。嫉妒会引发各种限制，削弱富人用其巨额资产服务他人的激励。更好的做法是我们“忽略富人”，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忽略他们，我们就会把焦点放在这些资产为其他人带来的好处上，从而制定出好得多的政策，让社会获得更广泛的收益。

极高的财富税——在现有各种税收之外——将破坏经济增长及其为他人带来的好处。财富税此前已被尝试过，收效甚微，且常常因无效而被放弃，因为——正如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激励至关重要”。能够保留更大比例的产出收益，会让即使是富人也更有动力用其可观资产去惠及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富人在面对较低税负时，会用资源为他人做更多事，而在面对更高负担时，会为他人做得更少（包括离开征税辖区）。我们还必须记住，财富税不仅会阻吓当前富人，还会削弱那些希望通过更好地服务他人而致富的人的生产激励。

正如经济教育基金会（FEE）创始人及核心人物伦纳德·里德在其1962年FEE出版的《社会主义陈词滥调》一书中的文章《自由市场忽略穷人》中所描述：

……自由市场……“不偏袒任何人”。它是一种组织做事的方式，具有开放性，能让数百万人合作与竞争，而无需事先审查血统、国籍、肤色、种族、宗教或财富。

它只要求每个人遵守自愿原则，即公平竞争。自由市场意味着自愿交换；它是在经济领域中非人格化的正义，排除强制、掠夺、盗窃、保护主义、补贴、掌权者给予的特殊优待，以及其他反自由市场的方法……它为凡人开辟了道德行事的道路，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道德行事。

最近，我们会听到一种对里德分析的完全反驳：既然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当月流行的政府干预“解决方案”就是正当的。但是，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对这类主张的著名反击：在不可避免的稀缺世界里，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没有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取舍。”

当嫉妒成为各种政府行动的错误正当理由时，被错置的不仅仅是所涉及的掠夺，还有由此破坏的生产激励。它还忽略了把决策权交给政府决策者，就等于交给那些信息更差、激励更差的人。那些给出不同于我们自己选择的答案的独裁者，对公民的关心程度低于公民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对公民的偏好、能力以及愿意做出的权衡的了解也少于公民自己。这不会比让人们自行做出自愿安排产生更好的结果。

正如伦纳德·里德对这种自由的结果所总结：“所有观察都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穷人的境遇比在道路被封闭的情况下——即社会主义之下——要好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记住，“也不应假设当我们手握权力时，我们的行为会突然变得更有道德。”

来自 ： Mises Wire 
作者：Gary Gal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