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财政收入出现五年来首次同比下降1.7%，这一信号迅速传导至地方层面。最新公布的31个省市区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加权平均仅为2.7%，较2025年目标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创下四年以来最低水平，清晰反映出当前财政增收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制约。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团队2月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一目标设定主要受有效需求偏弱、工业品价格持续低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因素共同拖累。与各地GDP增长目标相比，多数省份将财政收入目标设定得低1至3个百分点，仅新疆、西藏、黑龙江等少数地区出现财政收入目标高于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

从具体调整来看，今年仅有吉林、广西、内蒙古三地小幅上调目标，19个省份保持不变，9个省份则主动下调。其中新疆以10%的目标领跑全国，江西则以0.5%的目标垫底。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大省虽维持原有目标，但在预算报告中均直言不讳地指出增收难度显著：广东省强调收支矛盾突出、平衡压力前所未有；江苏省指出楼市深度调整导致土地出让收入长期低位，叠加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下行，企业盈利和纳税能力双双受限；浙江省则特别提到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外贸出口平稳增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全国财政收入下滑主要源于非税收入大幅回落。在已披露数据的17个省份中，约半数省份税收收入增速低于整体财政收入增速，意味着土地出让、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以及罚没收入等非税项目一度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补血”来源。颂资本董事沈萌指出，在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国内经济预期偏弱、房地产市场尚未企稳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操作的增收空间极为有限，“能抓的非税手段主要集中在罚没领域，但力度过猛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分析称，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良好开局，各地普遍加大项目建设力度以稳住经济增长，所有省份均设定正增长的财政收入目标，但平均增速偏低本身就说明增收压力并未缓解。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明确列入今年重点工作。外界普遍关注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是否会释放更多针对性纾困举措。沈萌认为，中央在主观意愿上无疑高度重视，但受全国财政收入整体收缩、地方土地收入历史缺口过大等客观约束，实际支持能力可能面临掣肘。

“最现实的路径仍是扩大赤字规模、增发特别国债，但即使规模超过1万亿元，平均分摊到31个省份后也难以根本解决问题；若集中支持少数地区，又可能引发分配公平争议。”

对中国财政的看法

中国财政当前正处于从高速增长时期的“土地+投资”驱动模式，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消费+创新”驱动模式艰难切换的关键节点。过去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模式在房地产长周期调整中已难以为继，地方隐性债务、刚性支出压力与经济增长放缓形成三重挤压，这是结构性问题，而非短期周期波动。

我认为中央政府仍有较为充足的宏观调控空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充裕，政策工具箱仍然丰富。

通过扩大赤字、特别国债、转移支付等组合拳，短期内完全可以托住地方财政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更关键的长期解法在于深化改革：一是加快税制优化，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对间接税和非税收入的过度依赖；二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税费负担，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让企业盈利能力真正成为税收增长的内生动力；三是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来替代过去的投资驱动，从源头上做大财政“蛋糕”而非仅仅在分配端做文章。

如果改革举措能够落地见效，中国财政不仅能摆脱当前困境，还将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提供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支撑。反之，若仅停留在短期输血层面，压力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累积。总体而言，我对中国财政长期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挑战真实存在，但中国经济体量、政策空间和改革决心，决定了其最终能够实现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