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的外卖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习惯。它诞生于快速城市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之中，也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态——外卖骑手。这一群体为数亿消费者带来了几乎难以想象的便利——只需轻轻一点，食物与商品便在半小时内送达。

然而，在这种高度效率的背后，支撑整个体系的，却是一群“悬浮的蜂鸟”。他们穿梭在城市的缝隙中，总是奔波，却很难真正落脚。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把这种劳动模式称为“悬浮式的”——缺乏根基和稳定，只能悬浮在半空，随风摇摆；中国社科院学者孙萍则称其为一种“过渡性劳动”——既非稳定职业，也不是临时零工，而是夹在两者之间的一种模糊存在。

不过，当下的外卖市场已经开始显露疲态。安邦咨询（ANBOUND）在其最新的分析中指出，中国的外卖行业可能已接近顶点，甚至“在现有模式下只剩约十年的寿命”。

报告给出了令人警醒的理由。首先是人口结构的问题。骑手群体以年龄介于21—40岁的年轻男性为主。而由于外卖工作对体能要求高，大多数人一旦过了40岁便难以再承受这种强度的工作。而在出生率持续下降、青年人口萎缩的背景下，外卖平台赖以为生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结构性收缩。

其次是气候环境的影响。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多地夏季气温将常态化超过40摄氏度，暴雨与台风也将更频繁。

对于长时间户外工作的骑手而言，恶劣天气意味着更高的安全风险与健康负担，同时社会的“隐形成本”将增加。比如曾报道的41岁外卖员在高温下连续送单超过5小时后死亡。患有基础疾病的外卖员因过劳猝死等报道。

第三个关键变量是成本上升。根据估算，2024年中国外卖行业的交易总额约为1.6万亿元，其中骑手成本占10%至15%，约为800亿—1000亿元。如果每单外卖价格在50—65元之间，骑手成本则为7至10元。

而自2025年起，京东、美团和饿了吗先后将骑手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导致平台需必须将每单成本增加0.5至1元。如果未来全面覆盖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乃至住房公积金，骑手单单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一旦外卖配送成本占到订单价格的40%，整个商业模式将难以为继。安邦咨询预计，到2030年前后，骑手成本可能上升至订单价格的40%至60%。

换句话说，今天售价30元的一份外卖，届时可能要卖到45至50元，却仅仅是为了维持平台的收支平衡。但消费者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食物或更好的服务，只是支付了让系统得以运转的“隐形溢价”。

不过，如果对工作的选择只是考虑“自由”和“收入更高”的话，对比普通二线城市固定的5000—6000的薪资而言，大部分全职外卖骑手月收入均集中在6000—9000。其中约17.82%的全职骑手收入都超过了9000，一线城市的月入上万的骑手不再少数。这么看来，提价似乎对外卖员而言并非坏事。

但这种“自由+高收入”的想法其实是被平替算法牢牢框定。平台的派单机制与激励系统塑造了他们的时间逻辑——他们最关心的是单位时间内的收入与订单分配，而非工作时长或体力负担。

对他们而言，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已经消失，他们不得不把短暂的休息间隙消耗在“刷抖音”“听歌”“看小说”的手机世界中——一种被算法平台与数字化世界重塑的生活方式给外卖员提供的所谓的弹性休息，消耗却是个体的身体与心理。

同时，根据数据显示，本地骑手结婚率为54.4%，外地骑手为43.4%；超过六成本地骑手有子女。而外地骑手多数租房（72.35%）。前者的主要担忧的子女教育，后者则比较关注房屋租金和物价水平。

这些数据说明几乎所有的外卖骑手的生活都呈现一种“夹心结构”——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在抚养子女与赡养老人之间奔波，在算法驱动与个人能动性之间挣扎。

因此，这种劳动形态本身就是不稳定的。骑手在平台上的平均工作时长不到12个月，约四分之一的人入行后曾离开过一次。对多数人而言，外卖是一份过渡性职业——在创业失败或转业未果之后的缓冲地带，也是为下一步积蓄资本的跳板。

而当这个庞大的临时劳动力体系开始失去成本优势、失去年轻血液、失去健康承受力，失去家庭支撑时，中国现行的外卖模式似乎难以为继。

而现实的情况也给外卖行业敲响了警钟，包括街头商业的回归——当外卖失去价格优势，消费者可能重新回到楼下餐馆，社区便利店、小吃摊与街头餐饮将重新焕发生机，而且这种趋势非常契合当前的政策方向。

还有就是技术替代——无人机与机器人配送已经在路上，尽管受制于交通治理、基础设施、与监管制度，未来十年可能难以规模化。但这个趋势是清晰明确的，

从现实来看，前一种趋势发生的概率更大。包括中央对“内卷式”竞争的态度，外卖价格的上涨与补贴退潮，外卖或许会从全民刚需变回消费方式的一个选项。而那些曾让城市运转更高效的骑手群体，也将逐渐退出中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