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2025年的一项深度调查显示，美国科技巨头Meta公司在2024年从中国广告客户处获得约184亿美元广告收入，占其全球总收入的10%以上。这一庞大收入主要通过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等平台实现，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严重违规内容，包括诈骗广告、非法赌博推广以及违禁商品销售。Meta内部文件估算，中国来源的广告中约19%（超过30亿美元）属于违规类别。这些广告针对全球用户，尤其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消费者，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和用户权益侵害。

Meta平台的中国广告生态存在显著漏洞。公司主要依赖11家一级广告代理商，这些代理商再向下招募众多二级小型代理，形成复杂的多层分销网络。内部文件显示，全球平台上约四分之一的诈骗和违禁产品广告源于中国，Meta员工内部甚至将中国描述为“最大的诈骗广告输出国”。外部咨询机构报告进一步指出，Meta的某些政策间接助长了这一问题，例如为代理商账户提供特别审核宽限期，导致违规广告能在平台上持续运行数日而未被及时移除。

为应对这一问题，Meta曾在2024年上半年组建专门的反诈团队，通过加强检测工具和人工审核，将中国来源违规广告占比从19%成功降低至9%。然而，到2024年底，公司进行“完整性策略调整”，并据称在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直接介入下，该团队被要求暂停运作。随后，Meta解除对新中国代理商的冻结，并搁置多项已被证明有效的防诈措施。到2025年中，中国来源违规广告占比已回升至约16%。前Meta高层负责人罗布·利瑟恩公开批评称，这种规模的诈骗行为“无法辩护”，消费者保护机制已彻底失效。

Meta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极高。中国电商巨头如Shein和Temu等每日广告支出高达数千万美元，成为平台最大广告客户。尽管中国大陆禁止民众使用Meta旗下社交平台，但政府允许本土企业向海外投放广告。这种不对称政策为大量违规广告提供了滋生土壤。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在相关诈骗案件中从Facebook平台扣押超过2亿美元资金，涉及中国背景的虚假投资诱导行为。

Meta公司发言人回应称，反诈措施是全球性的，公司已阻挡超过4600万个中国来源广告申请，并终止多项违规合作伙伴关系。但调查显示，这些努力在面对巨额收入诱惑时显得不足。

对Meta事件的深度看法及中国应对建议

这一事件暴露了全球数字平台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深刻冲突。Meta作为一家市值数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明知中国广告生态中充斥大量诈骗却选择容忍甚至间接纵容，本质上是将短期营收增长置于用户安全和平台公信力之上。扎克伯格的个人介入更令人担忧——它反映出高层决策的功利主义倾向：当严格执法可能导致收入下滑时，便以“策略调整”为名退让。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全球数亿用户的利益，还削弱了整个数字广告行业的信任基础。长期来看，如果不彻底改革审核机制，Meta将面临更严厉的监管压力、集体诉讼以及广告主流失的风险。科技公司不能仅以“全球措施”搪塞，而应主动投资于AI检测、跨境合作和透明报告，以重建责任形象。

对中国而言，这一事件同样敲响警钟。中国已成为全球网络诈骗广告的主要源头，这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监管体系、执法力度与跨境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国内对网络诈骗的打击虽有成效，但主要聚焦境内受害者，对针对海外用户的违法广告往往干预不足。这种“出口转内销”的不对称监管，客观上为诈骗团伙提供了庇护空间。同时，快速发展的跨境电商和广告代理行业缺乏严格准入与持续监督，导致少数不良主体肆意违规。

中国若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加强跨境网络犯罪专项治理。建立专责部门，监测本土企业对外广告行为，与支付机构、电商平台联动，实现全链条溯源。对涉及诈骗的广告主和代理商实施重罚，直至刑事追责，形成强力震慑。

其次，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与Meta、Google等平台签订信息共享协议，提供实时黑名单，并参与国际反诈组织（如Interpol网络犯罪工作组）。这不仅能减少违规广告输出，还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完善国内广告与电商监管框架。要求所有跨境广告代理商实名登记、资金透明，并引入第三方审计机制。同时，推动立法明确“跨境诈骗广告”的法律责任，避免监管真空。

最后，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通过教育和宣传，让企业和民众认识到诈骗广告的危害，鼓励举报并奖励有效线索。

只有通过系统性改革，中国才能从“诈骗输出国”的标签中彻底摆脱，转而成为负责任的数字经济大国。这不仅关乎国际形象，更是为本土企业长远发展清除障碍。23 web p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