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克 站内编辑比较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偶尔将明初（1368-1644）描述为自汉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国家干预最少的时期之一。税负相对较轻，官僚机构对乡村生活的渗透较浅，许多社会规制留给了家族和地方精英。这些特征导致一些观察者将明初统治描述为“克制”的，甚至是原自由主义的——尤其与明代后期财政和行政的扩张形成对比时。
然而，这种解释混淆了国家的弱势与意识形态上的克制。更仔细地考察明初治理会发现，并非对有限统治的有原则承诺，而是一个后崩溃政权暂时的无能——其强制权威在理论上仍是绝对的，即使在实践中受到限制。这远非削弱罗斯巴德的国家增长理论，明初的案例反而证实了它：国家在不得不轻治时才轻治，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信应该轻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支撑“明初克制”论点的经验观察，这些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明朝国家：
在这些方面，明初治理类似于汉初时期，尤其是武帝扩张财政和军事能力之前——最终导致宋代（960-1279）庞大的科举官僚体系。与汉代一样，明代后期随着人口恢复和行政技术改进，统治者大幅提高了税收、货币化和官僚渗透。
原因很清楚：明初国家从灾难中崛起。元朝崩溃使中国人口锐减、经济失序、行政破碎。交通基础设施受损，地方记录不可靠，税收体系原始。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即使想进行侵入式治理，也缺乏能力。
意识形态承诺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区别，是罗斯巴德式政治权力分析的核心。在《权力与市场》中，默里·罗斯巴德认为，国家干预的扩张不是因为统治者变得更野心勃勃或更腐败，而是因为榨取和控制的工具得到改进。当国家获得更好的信息、通信和执行机制时，它们必然会使用它们——整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视角看，明初的克制不是有限政府的证据，而是有限能力的证据。国家对权威的主张是扩张性的；它的手段却不是。
明初治理的基调深受开国皇帝洪武帝的决定性影响。洪武帝不信任士大夫官员，反复清洗官僚机构，试图通过个人权威而非制度委托来统治。他强调道德劝诫、连坐责任和世袭职业类别。
这些措施有时被误认为是分权。实际上，它们反映了个人专制与行政弱势的结合。洪武帝并非寻求限制主权权力；他寻求直接行使权力，而不通过中间人。他对官僚的猜忌不是有限政府的理论，而是对潜在对手的恐惧。
罗斯巴德对这种区别极为敏感。在《国家的剖析》中，他强调对官僚机构的敌视并不意味着对权力的敌视。专制者可能抵制行政约束，同时对臣民保持绝对权威。明初国家正是这种模式的例证。
原自由主义的说法也掩盖了明朝治理的意识形态基础。虽然儒家修辞主导官方话语，但国家的制度结构仍然彻底法家。明律严苛，刑罚严厉，连坐责任广泛执行。家族和村庄对个人不当行为负连带责任，这强化了而非限制了国家权威。
儒家道德语言与法家执行机制的融合并非明朝独有，但在此王朝中尤为突出。儒家作为合法化意识形态，功能在于神圣化等级和服从，而法家工具则提供强制装置。
罗斯巴德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在维持国家权力中的作用。在《自由的伦理》中，他认为道德框架往往使服从内化，使强制显得自然或美德。明初国家依赖儒家伦理来正当化服从，即使其行政覆盖较浅。
因此，缺乏侵入并非反映权威的限制，而是执行的限制。
明初与早汉治理的频繁比较很有启发性。两种情况下，轻行政都发生在崩溃时期之后。两种情况下，统治者都高度依赖地方精英和习惯规范。而且，两种情况下，随着国家能力增加，最终产生了更大的榨取和控制。
汉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早汉统治者轻治并非因为相信有限统治，而是因为国家正从战争和巩固中恢复。随着武帝时期财政能力扩张，干预随之而来——税收增加、垄断建立、行政渗透加深。
明朝走上了同样的轨迹。改变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能力。
明初案例暴露了比较政治理论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错误：将低榨取等同于对自由的尊重。罗斯巴德断然拒绝这种等同。对罗斯巴德来说，自由需要对权威的有原则限制，以权利为基础，而不是统治者暂时无法行动。
在《新自由宣言》中，罗斯巴德强调，仅受情势约束的国家仍然是威胁。一旦条件改变，行为也会改变。明朝后期的扩张并非对早期原则的背叛；而是一旦手段允许，就实现长期的主权主张。因为事实是，明初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将治理描述为“有限的”是误导的。权威在理论上是绝对的，即使在实践中被缓和。
一些学者将明初的非侵入性归因于残余的道家影响。虽然道家文化规范可能塑造了社会预期，但它们并未结构化治理。道家与国家并存，而非融入其中。行政机构、法律代码和财政实践在实质上仍是法家的，在道德修辞上压倒性地是儒家的。
这强化了罗斯巴德的一个核心洞见：敌视权力的观念除非被制度化，否则不会约束国家。道家在文化上削弱合法性，但在政治上并未施加约束。
因此，很明显，明初王朝并不代表原自由主义秩序。它代表一个从崩溃中恢复的弱国，在不均匀地行使权威的同时，充分主张权威。其相对非侵入性是偶然的、脆弱的、暂时的——一旦行政能力扩张就消失了。
从罗斯巴德视角看，教训很清楚。依赖弱势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没有权利、约束和抵抗，安静的治理不过是等待工具的权力。
明初中国不是克制的典范，而是提醒：国家增长不是因为发现了更坏的观念，而是因为获得了更好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