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税战的持续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印度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不断扩张的内需市场，被不少人视为有望取代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 的潜力股。最近苹果公司宣布将部分 iPhone 生产线转移至印度，更是引发了各界对印度制造业崛起的热议。然而，印度制造业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制度性和社会文化障碍，使其取代中国制造业地位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从印度自身的优势来看，它确实具备一些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在人口方面，印度拥有 13 亿人口，其中 65% 以上为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为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2023 年，印度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每月 300 美元，远低于中国的 800 美元以上。例如，富士康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雇佣了数万名工人，其成本仅为中国工厂的三分之一 。

此外，印度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内需市场也极具吸引力。随着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印度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2023 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规模达到 400 亿美元，苹果在印度的 iPhone 销量更是激增 40%。这种内需潜力让企业无需完全依赖出口，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支撑。同时，当前中美关税战和 “去中国化” 趋势，也为印度提供了难得的地缘政治机遇，促使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布局。

但当我们深入分析印度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时，就会发现这些优势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实际竞争力。地缘政治与社会动荡是印度制造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印度与巴基斯坦长期对立，边境冲突一触即发。2023 年，两国因水资源争端矛盾升级，印度甚至切断了对巴基斯坦的河水供应。2019 年印巴空战期间，外国企业纷纷暂停在印度北部的投资谈判。而在印度国内，宗教冲突也时常爆发。2020 年，德里因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对立引发骚乱，街道被堵塞，一家为 Zara 代工的服装厂因供应链中断损失了数月订单，最终客户将订单转向越南。

种姓制度作为印度社会的 “隐形枷锁”，深刻制约着劳动力市场。尽管法律禁止歧视，但高种姓群体依然占据着管理和技术岗位，低种姓工人则被边缘化。在孟买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曾因高种姓主管拒绝与低种姓工人共用食堂，导致团队内讧，生产效率大幅下降。此外，种姓制度还限制了社会流动性，使得低种姓群体缺乏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熟练技工严重短缺。这种历史积淀的偏见，会在高度协作的现代制造业过程中，产生很多隐形的内耗和成本。

印度的宗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制造业的效率。印度教的宿命论使得部分工人缺乏积极进取的动力，与中国工人加班加点赶订单的工作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教育差距同样是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印度的教育体系两极分化严重，印度理工学院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工程师，为互联网大厂所青睐。但基础教育却十分薄弱。2022 年，印度 2.6 亿在校儿童中，许多人连基本读写能力都不具备，职业教育更是严重滞后。2017 年，大众汽车在浦那建厂时，就因当地工人不会编程，不得不从德国空运技师，导致成本大幅增加。

基础设施落后、法治与监管环境不佳，以及金融和政策支持不足，也都在制约着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印度的港口拥堵、公路坑洼、铁路老旧，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现象频发；司法体系效率低下，合同纠纷解决耗时漫长；监管体系繁琐，腐败问题严重；金融体系对制造业支持不足，中小企业贷款利率高达 15% 。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差距显而易见。中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和现代化港口，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一站式服务，职业教育体系每年培养数百万技工，社会稳定且政策执行力强。而印度在这些方面仍需数十年的努力追赶。

尽管莫迪政府推出了 “印度制造” 计划，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并改善营商环境，但改革成效有限。土地改革受阻，教育和技能培训短板难以快速补齐。2023 年，苹果在印度的 iPhone 产量仅占全球的 7%，远低于中国的 80%。

综上所述，在短期内（5 - 10 年），印度难以取代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但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趋势下，印度有望成为中国之外的重要制造节点，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若印度能加速改革，解决现存的诸多问题，或许在 2030 年后能成为区域性制造中心，作为中国+1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