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毕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仍在争先恐后地找工作。

6月中旬，在一家求职者培训公司举办的免费在线直播网络研讨会上，800名参与者(主要是2023年和2022年的失业毕业生)中的许多人都热切地发表评论，要求获得免费的简历模板。

“我的许多学员告诉我，他们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一直指责他们不够努力找工作，”主持人告诉与会者。

“我可以告诉他们(家长)：今年找工作很有挑战性。这是市场;不是你，”主持人补充道。“把我的网络研讨会转发给你的父母会帮助你减轻焦虑。”

从表情包和评论区留言可以看出，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上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上，焦虑无疑是与会者的普遍情绪。宏观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情况。

中国官方公布的5月和4月青年失业率分别为20.8%和20.4%，大约是整体失业率5.2%的四倍。这也是流行病措施开始实施前年轻人失业率的两倍左右。

这一比率意味着，在城市地区寻找工作的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这一比例还不包括不找工作的人：中国1亿年轻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不找工作的人。

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在4月份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激励措施，将在2023年底前生效，其中包括扩大国有企业(SOE)招聘的子公司，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招聘和商业贷款发放，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以及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实习岗位。

尽管如此，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 5月份的估计，预计未来几个月年轻人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6月18日，这家投资银行还将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测从6%下调至5.4%，理由是宏观经济问题——房地产行业、债务问题和美中关系紧张——不太可能通过中国的刺激措施得到解决。

继各大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后，中国央行于6月中旬开始降息。在高盛下调评级之前，包括瑞银(UBS)、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摩根大通(JPMorgan)在内的多家主要银行也下调了对印度的GDP增长预期。

早在疫情之前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中国经济专家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如今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是多年来在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体的支持下，名义上雄心勃勃的增长的一个症状。

他说，这个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出现了，并且已经酝酿了15年。

“我不认为疫情对此的贡献为零。“疫情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但不管有没有疫情，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当时为58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相当于2008年GDP的12.5%。相比之下，美国从2008年到2010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为9,390亿美元，约占其2008年GDP的6%。中国央行也在2008年12月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将利率下调逾2%至5.31%。

鲍尔丁说，2008年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人为推动高增长率的道路，不顾需求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都债台高筑。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核心债务——对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是GDP的近三倍，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2.5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比例为2.2倍。国际清算银行被称为央行的央行。

6月17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项新规定，以“恢复商业主体信用”。

鲍尔丁说：“它基本上是建议银行帮助企业修复信用，忽略企业拖欠的付款，等等。”“作为监管机构，他们向金融机构提供这类建议，这一事实说明了债务相关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你是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承担更多的债务或额外的劳动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要求，”他补充说，指的是中国共产党(CCP)刺激招聘的政策。

中国家庭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12月的17.9%稳步上升至2023年3月的63.3%，而美国为65.7%。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到2020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达到了130%，超过了同年为100%的美国。

在鲍尔丁看来，中国的供给驱动型增长已经碰壁，理论上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然而，他认为推动需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共不能做到所要求的——即赋予消费者权力，给个人选择的自由。

“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可能性，也有很多希望，但这绝对需要取消中国不会取消的政策，”他说，他指的是对省际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对耕地使用的最新农村管理限制。

中国经济分析师安东尼奥•格拉谢弗(Antonio Graceffo)表示，中国政府通常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来应对经济困难。但这一次，这种方法可能不会再奏效。

“所有合理的基础设施都已在中国建成；我们正处于所有主要港口，城市，一切都连接在一起的时刻。

“你只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用公共收入来支付，这并不一定会产生任何显著的GDP优势。”

他说，中国不再有像京沪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再次推动GDP增长。“我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增长，”该出版物的撰稿人格雷泽福补充说。

超出官方数字

中国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可能无法反映全部情况。

年龄在16岁至24岁之间的求职者包括来自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和拥有本科学位的城市学生。

广州是中国南方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广州一所私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实际比率远高于官方公布的20%，高达80%。

今年，她所在院系的350名毕业生中，只有两人找到了工作。6月28日毕业，学生必须提供就业信息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正式的雇佣证明是“三方协议”，但学校也接受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三方协议”由学生、雇主和学校三方签署，以满足当地政府人力资源机构的要求。

“如果学生不提供就业文件，就不会被授予文凭。”

因此，根据教授的说法，学生们以各种方式创造就业机会。他举了一个朋友的例子，他的儿子毕业后三年没有工作，但名义上是“有工作”的。

在中国，公立大学的学术水平比私立大学高，学费也更低。他们是国有企业常见的校园招聘渠道，他们有创造性的方法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这位曾在一所公立大学任教的教授说，公共机构会采取一种被称为“搭便车”的做法来规避规定。例如，如果一家国有企业为一所大学提供了两名新员工的配额，那么该大学就会向国有企业提供一份包含12名学生名字的名单，以签署欺诈性的三方协议。这样一来，这所大学的“教育质量”报告看起来更好，纸面上的失业率也更低。

由于三方协议不是真正的劳动合同，签订这种“搭便车”的文书工作并不会导致实际就业。

去年，这位教授开始从她的学生那里听到就业困难的问题，今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在广州，大多数学生在外企或中国民营企业工作；很少有人去国企，在国企，学生的家庭关系对就业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外国投资离开中国以及当局对私营部门的打压，外企和民营企业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