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里，防疫政策都是以所谓“科学“为基础的。良好的科学当然是缓解疫情的正确基础。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新冠防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上个世纪初的方法、理论和判例法。在政府决策和科学出版物中，新冠相关疫情数据往往通过1905年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的案例、1918年对西班牙流感的反应以及疾病的细菌理论来解读的。

两年来，几乎所有政治团体和派别都以“遵循科学”为由来推进他们自己的政治议题。最近，卫生部门在声称所谓“科学已经改变了”，这为取消强制戴口罩提供了依据。虽然，我们正在逐步摆脱全球这两年的不稳定状态，可是我们要问的是：公共卫生科学真的改变了吗?公共卫生科学家使用的理论真的超越了20世纪早期的流行病缓解理论框架吗?还是说世界在人类疾病理论方面仍然落后了一个世纪?

与物理学家不同，医学科学家不套用什么理论。事实上，他们甚至否认它的存在。可是，医学理论有点像业界潜意识里的信号，医学观念里最深层的那部分理论会发挥作用，从而推动公共卫生的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什么推动了封城和严厉的强制措施?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细菌理论——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当病毒进入人体时，疾病就会自动发生。而免疫学在20世纪初只处于起步阶段，是细菌理论的产物。

我们回顾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建模师尼尔·M·弗格森（Neil M. Ferguson）等人在2020年3月发表的原版刊物，他们预测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很有启发。尽管他们写道，“虽然我们现在对传染病及其预防的理解与1918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却忽略了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医学知识的积累，而只是将1918年版本的原始微生物理论照搬，应用到他们的模型中。虽然，我们知道很多其他冠状病毒都很容易被大多数健康个体抵抗，但他们文中没有把自然的“先天”免疫反应写进去。实际上，从1918年到2020年，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AID/NIH研究的数十亿纳税人资金被浪费了。关于个体间对病毒易感性差异的知识被简单地忽略了。

尽管，哈佛大学教授南希·克里格(Nancy Krieger)的生态社会模型已经强调，由于体质的不同，年纪大的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往往最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但在封城期间，他们没有得到特别的保护。在封城期间，很多人在家不工作是无法负担家用开支的，而矛盾的是，在工作场所他们又更容易接触到新冠病毒。

「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不加区别地传播，不同的宿主免疫力没有差别，人类社会就像是生物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倒下，最终全部倒下」？缓解疫情措施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说的过去吗？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每个人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如污染、贫困、绝望、吸毒和酗酒、营养不良、孤但、精神崩溃、季节性抑郁或其他众所周知的，无数个削弱对抗病毒产生免疫力的因素?

我们如何能允许科学和科学家们在2020年去沿用一个古老医学理论模型，而导致塑造西方民主和文明社会的根本原则的崩溃? 我们如何让科学是基于认识到人类的医疗，心理和社会出现问题，却不造成具体的侵扰和危害。

有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是卫生官员实施全球封锁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他们的想法被过去的细菌理论所蒙蔽?医学科学大部分还停留在实验室里。你可以在细胞培养皿和动物中培养细菌和病毒，微生物理论让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卫生体制否定了人性，否定了这两年来人们的原始需求，为了满足这种“实验室做实验”的科学需要。官僚们否认了人的心理和情感因素，以及人类生存最简单、最重要的事实：人们需要彼此依靠才能发展，尤其是在健康危机期间。

重复不断的封锁、隔离、强制社交距离、强制口罩、强制的医疗程序、医院拒绝向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家人提供救命的情感支持、对人们生活细节的极端控制，甚至包括他们在杂货店里走的方向或他们的呼吸方式，关闭了国际边界，所有这些前所未有的实验性措施加剧了全球卫生危机。与防疫效果相反，这削弱了人们的免疫力和整体身心健康。当有更好的疾病模型可用时，它们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就被实施。

“清零”战略的努力是不可持续的。它没有考虑自然免疫科学、新冠感染风险、住院和死者的年龄段，也没有考虑对高危人群进行重点保护的必要性。

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也热衷于为人人接种疫苗，全然不顾年龄不同、医疗需求不同、患者知情同意或拒绝的权利以及利弊的因素，这么做对疫苗短缺的穷国的接种运动是不好的。正如哈佛大学的马丁·克里斯托弗（Martin Kulldorff）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贾杨特·巴塔查里亚（Jayanta Bhattacharya）教授所说：

在大多数国家，老年高危人群尚未接种疫苗。在全球疫苗短缺的情况下，每给美国的低风险青年注射一剂疫苗，就意味着巴西、刚果、印度或墨西哥的高危老年人少注射一剂疫苗。当美国的大学和公司强制要求接种疫苗时，他们不仅浪费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的自然免疫力，而且间接地对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国会山》，2021年6月17日)

考虑到对防疫的非理性措施，有必要建立超越细菌理论的新的疾病通用理论。需要一种更普遍的理论来解释个人易感性、免疫、慢性疾病病因、物理和社会环境，并考虑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环境和需要。

医学必须重新定义，以包括每个人的身体、情感、心理和精神现实和个性。它必须以一种个案模式为先锋，这种模式反映了人类生来自由的普遍真理，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个性和独特的需求。

从一个道德准则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二战后，1947年，针对第三帝国（德意志）犯下的暴行，推出了纽伦堡法典。《纽伦堡法典》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法典，不只适用于那个特殊苦难时代的法典。它的使命是成为一个道德基础，在涉及对人的医疗和科学程序的情况，一定要确保（接受实验的）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拥有知情同意或知情拒绝的自由权利。

伊芙琳·舒斯特博士(博士)称该守则是“医学研究伦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从不强迫和清醒的自愿，及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到一旦过程中产生对受试者的伤害，无论在任何实验阶段科学家有伦理的责任终止实验。十条法典的意义在于设置了人类的最高标准医学人文和道德准则。

20世纪下半叶，二战的暴行和随之而来的纽伦堡法典影响了美国的公民意识和集体意识。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责任，并有权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人们有权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和需要作出自己的医疗决定——即使是在疫情期间。领导了全球对抗天花战争的唐纳德·亨德森博士（Donald Henderson），似乎理解医学道德准则在与个人自由意志的关系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2006年，大规模隔离和封城的主张开始在美国获得了认可，有50多年的专业知识的亨德森等博士写了文章“在控制流感疫情，对流感疾病的缓解措施”出现在《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生物防卫战略，实践，和科学》。根据他们的集体经验，在缺乏支持相反观点的真正科学证据，他们得出结论：

经验表明，面对流行病或其他不良事件时，当社区的正常社会功能受到干扰最少时，社区的反应最好，焦虑最少。

那么公共卫生的机构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这100年来的科学研究完全被忽视，而去青睐这种最极端和最不人道的防疫措施？为什么在这个疫情时代，《纽伦堡法典》的每一条都被完全忽视，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个作为一个解决方案会比问题本身还糟糕得多?

以任何科学标准衡量，目前对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都是不合理的，其灾难性影响已经被遗忘了。在禁闭和封锁的最初几个月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女性劳动力大幅减少。数千万人陷入失业和贫困。儿童是新冠肺炎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整整一代人在两年内都有缺乏教育的问题、识字问题，缺乏社交的问题。

儿童完全被拒于学校门外，或在两年的时间里被迫戴口罩，向戴着口罩、没有表情的教师面孔学习，之后就会出现早期儿童发育问题。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率急剧上升。焦虑和抑郁增加了25%，其中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更大。数百万人因隔离期长期坐着，在疫情期间因害怕去医院和诊所而跳过常规医疗检查，从而患上了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

封锁摧毁了农村社区的医疗保障。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受到的打击最大——不仅是疾病本身，还有因健康码造成的歧视和偏见。失聪的人，依靠唇读来交流的人，被迫两年生活在一个悲惨的沉默的世界里。

世界上一些最稳定的民主国家，如今有了旧日被政客套上枷锁的阴影，自2020年以来政客们赋权自己接近无限紧急权力，并享受其中。一种新的种姓制度已经出现，人们不仅被划分为“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而且可怕地被划分为“必要”和“非必要”。

尽管自2020年以来，对新冠死亡的恐惧支配着每个人，但每年仍有近600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世界上最大的杀手其实还是“缺血性心脏病，这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6%。”

很明显，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的方案一直都是错误的。防疫限制和强制措施在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显然，对公共卫生科学进行更人性化的重复研究的答案是创建一个新的理论和法律框架。重新定义科学与医学道德准则、与人类、与人的人格、与人的自由意志、与每个人的现实和真实世界的经验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重要。

在脱离现实的生物医学知识下制定的医学伦理准则是真空的伦理准则。新冠防疫政策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们是强制性的、不科学的、非理性的、有害的，而且会适得其反。目前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在完全没有生物医学现实的情况下强加了判断标准。理论——一种成文的知识——没有被认为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并不是巧合。

亨德森博士肯定在他的案例中，意识到了作为微生物-宿主的人这方便的重要性，必须在疫情缓解过程中加以考虑。他提到了要减少人的焦虑和保持社会稳定。然而，他从未迈出下一步，将这些因素纳入更通用的疾病模型中。

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人类健康和疾病的通用理论，只是基于证据和风险的计算是否真的是一门科学。公共卫生倡导者和生物统计学家艾文布鲁斯博（Irwin Bross）称之为”官方科学“，或国家政府学说和科学教条的"科学"，是振兴科学理论和知识道路上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我们必须超越“科学”，把人类社会整体考虑进去，创造新的和创新的疫情缓解模式。

随着世界慢慢走出过去两年防疫混乱的局面，是时候让我们迈出下一步了。现在是重新思考公共卫生科学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的时候了。是时候超越「那个古怪但完全过时的细菌理论」，进入一个面对我们21世纪现实的疾病理论框架了。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堕入地狱般陷阱，把人变成邪恶科学的奴仆。是时候走出官方“科学”的黑暗时代了，让科学发展与人类走向更开明、更自由，相辅相成。

注：德国战败后，这些为首分子被作为战犯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23名医学方面的战犯。同时，纽伦堡法庭还制定了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上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规范，即《纽伦堡法典》，并于1946年公布于世。

1．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这意味着接受试验的人有同意的合法权力；应该处于有选择自由的地位，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欺瞒、蒙蔽、挟持，哄骗或者其他某种隐蔽形式的压制或强迫；对于试验的项目有充分的知识和理解，足以作出肯定决定之前，必须让他知道试验的性质、期限和目的;试验方法及采取的手段；可以预料得到的不便和危险，对其健康或可能参与实验的人的影响。确保同意的质量的义务和责任，落在每个发起、指导和从事这个实验的个人身上。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并不是代表别人，自己却可以逍遥法外。

2．实验应该收到对社会有利的富有成效的结果，用其他研究方法或手段是无法达到的，在性质上不是轻率和不必要的。

3．实验应该立足于动物实验取得结果，对疾病的自然历史和，别的问题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参加实验的结果将证实原来的实验是正确的。

4．实验进行必须力求避免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

5.事先就有理由相信会发生死亡或残废的实验一律不得进行，除了实验的医生自己也成为受试者的实验不在此限。

6．实验的危险性，不能超过实验所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7．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和有足够能力保护受试者排除哪怕是微之又微的创伤、残废和死亡的可能性。

8.实验只能由科学上合格的人进行。进行实验的人员，在实验的每一阶段都需要有极高的技术和管理。

9.当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已经到达这样的肉体与精神状态，即继续进行已经不可能的时候，完全有停止实验的自由。

10．在实验过程中，主持实验的科学工作者，如果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操作是诚心诚意的，技术也是高超的，判断是审慎的，但是实验继续进行，受试者照样还要出现创伤、残废和死亡的时候，必须随时中断实验。

原题：Transcending Covid Tribalism: Will the Best Science Please Stand Up?

译名：超越部落防疫理论，最佳的科学会现身吗？

作者：玛丽·达伍德·卡特林（Mary Dawood Catlin）

玛丽·达伍德·卡特林是加拿大作家、历史学家、钢琴家，也是人权和自由的倡导者。 

作者：布兰登·菲利普·莱因斯（Brandon Philip Reines）

布兰登·菲利普·莱因斯博士(DVM)拥有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理学学士学位和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兽医科学博士学位。他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生，在那里他进行了再生免疫学和干细胞趋化性的研究。

他的学术任命包括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信息系兼职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材料科学系访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