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良性通缩被窃取了

自1913年以来，你的美元购买力已丧失96-97%。这不是运气不好，也不是神秘的市场力量所致，而是蓄意的政策选择的结果——这些政策悄无声息地抽干了你的财富，却让你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利益。  

被窃取的世界

从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多年里——大约1774年至1900年——物价并未持续上涨。整个世纪的累计净通胀接近于零。物价经常下跌，但原因不是贫困或崩溃，而是人类的聪明才智：更高效的工厂、节省劳动力的机器、铁路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等等。每项新发明都意味着商品的生产成本和购买成本更低。经济学家将此称为“良性通缩”——一个富有生产力经济体的自然、健康成果。  

你曾祖父的美元，随着时间推移，购买力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强的。想象一下：你努力工作，而食品、服装和工具的价格却逐渐下降——无需加薪，同样的薪水每年都能买到更多东西。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真实情况。然后，它被夺走了。正如 George Selgin 在《小于零：增长经济体中价格水平下降的案例》（《Less Than Zero》）一书中所论证的，在增长型经济中，物价水平下降并非危险，而是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预期且理想的结果。  

伟大的借口

大萧条为当权者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正当理由。我们现在知道——美联储主席们实际上已经承认——大萧条并非不可避免的市场灾难。它是由灾难性的政府决策所引发、加深并延长：破坏性的货币政策、贸易战，以及在经济崩溃中期提高税收。如果没有这些失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它本应是一场痛苦但短暂的衰退——就像我们回忆1920年衰退那样迅速结束，因为政府当时基本置身事外。  

相反，大萧条成了20世纪最具定义性的经济创伤。而这一创伤被用作政治工具。决策者看到大萧条的“恶性通缩”——那是他们自己失败造成的——便宣称所有通缩永远都是敌人。他们把一个世纪以来由繁荣驱动的物价下跌，与他们自己制造的灾难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危险，并宣布负责任的政策必须让物价永远上涨。美联储那个时代自己的声明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政策逻辑。  

用数字衡量的罪行 

美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比1913年提高了5-6倍。这种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本应大幅提升你美元的购买力——商品价格本应只有现在的几分之一。然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你工作更努力、生产更多，而你的钱却一年比一年买不到东西。你生产力本应带来的收益，与通胀实际留给你的部分之间的差距，正是被窃取财富的精确衡量。  

确凿的证据

还有 Beardsley Ruml。他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同时也是罗斯福总统的重要顾问——在这些货币变革被锁定实施的关键时刻，他是美国金融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1940年代，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掌控中央银行体系和一种不以黄金为后盾的货币，主权政府就终于摆脱了货币烦恼，再也不需要通过征税来为支出提供资金。  

仔细读这句话。一个掌控货币供应的政府，可以凭空创造货币，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想花在什么上就花在什么上，无需征得你的许可，无需通过税收法案，也永远不必告诉你这究竟让你付出了什么代价。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政府的支出权力被牢牢捆绑在征税权力上。征税需要立法。立法需要投票。投票需要面对公众并为每一美元辩护。通胀则彻底取代了这种问责机制。你的财富现在不是通过国会投票被拿走，而是通过你持有的每一美元悄无声息、看不见的贬值被拿走。  

Ruml 更进一步。他提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资预扣税”——正如他在1943年的一次广播采访中所解释的——让雇主在钱到达你手中之前，就悄悄从每张工资单中扣除税款。这一方案的天才之处（从最黑暗的意义上说）在于，它既解决了政府的征税难题，又让税收几乎变得隐形。以前是一年一次的大额账单，迫使人们坐下来算账并对总额产生真实愤怒；现在，你每两周只是收到一张略微少一点的工资单。你赚的钱和你实际拿到的钱之间的差额，变成了背景噪音——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第一份工作之后你就不再去想了。  

这对今天意味着什么

你无法离开的那些东西的成本，不仅跟上了通胀——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胀。自1970年代以来，住房成本的涨幅是整体通胀的2-3倍。医疗成本的涨幅是整体通胀的3-5倍。大学学费自1980年以来涨幅是整体通胀的4-5倍。整整一代人实际上已被挤出住房拥有市场，一次严重疾病就可能导致破产，进入职场时不仅一穷二白，还深陷债务——他们的未来收入在拿到第一张工资单之前就已被抵押给贷款人。  

在住房、医疗、教育这每一个领域，政府的介入、补贴和货币创造都把成本推上了天，同时让市场竞争几乎不可能把价格拉回来。  

通胀也是有史以来设计出的最具累退性的税收。它把财富向上转移——从挣钱的人手里，转到已经拥有资产的人手里。持有美元的工薪阶层是输家；持有房地产、股票和硬资产的人是赢家。  

美国工人——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你自己——的生产力增长，本应让生活稳步地、可衡量地变得更负担得起。然而，这些增长却被悄无声息地转移走了。而公民对政府支出的控制权——民主制度中最根本的权力——在没有经过一次投票的情况下就被废除了。  

Beardsley Ruml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他发表了文章，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只是没有人应该去注意罢了。  

注：Mises.org 上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 Mises Institute 的立场。  

来自：Mises Wire　作者：John McKea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