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经营工业润滑油近30年的付鸣东，是福邦润滑油创办人兼总裁。他告诉《联合早报》，这两年越来越多珠三角的工厂老板、供应商和同行，陆续往越南北部工业重镇北宁跑。

早在2017年，付鸣东就在胡志明市设厂，主要跟随从东莞迁往当地的客户；2023年又在北宁设厂，以便更贴近当地客户和供应链。东莞曾在上世纪90年代承接大量外资，并逐步形成完整的制造业与供应链生态。近年来，一些中国媒体开始把北宁形容为“20年前的东莞”。类似的制造业聚落已不只出现在北宁，也延伸到海防，以及南部的平阳和胡志明市周边。

在付鸣东看来，这波南下潮的直接导因是美国持续收紧对华贸易政策。“中国企业以前在家里面，好吃好喝又好赚钱。这两年被关税逼得没办法，都开始走出去。”

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新加坡胜科工业全资子公司胜科城镇发展与越南国企合作开发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VSIP），目前在越南15个省市共有26个工业园。中国企业占VSIP租户的比重，已从2021年的约9%升至2025年的约15%。海防的DEEP C工业园区，中国企业租户占比也由疫情前的约7%至8%，升至目前约20%。

和过去相比，如今进入越南的中国企业不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驻河内的协力咨询管理亚细安地区主任福斯特指出，立讯精密、歌尔等中国科技制造企业正扩大在越南的生产布局。这反映出赴越企业已从10年前较常见的纺织、家具等产业，逐步扩展到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福斯特认为，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向价值链高端移动的同时，将部分中端、出口导向型生产环节转移至越南，以利用当地较低成本并具关税优势的生产环境。

不过，精密加工零部件行业目前仍集中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虽然越南逐渐出现机械加工企业，但高精度加工能力依然不足。在北宁设厂的中国仪器仪表企业优利德，把越南定位为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产基地。优利德越南总经理张邓介绍，公司在越南已建成部分高端产品线，但暂未正式投产，“（越南）还不具备这个生产能力”。

中国最大家具制造和零售商之一特雷通集团去年在越南投产新厂，同样服务美国市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曦萌称，越南工厂负责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的产品，中国工厂则继续承担复杂产品制造，“研发设计都在中国”。这并非单纯出于成本考虑，而是因为企业总部和研发体系长期设在中国。特雷通在中国经营已有30年，包括越南、墨西哥在内的海外工厂，产品研发均由中国团队负责。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今年3月刊文分析，中国先进制造企业已在国内形成高度垂直整合的产业体系，从原材料到最终组装环节均可自主掌控，因此较少依赖海外供应商。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制造业价值链高端产业，中国企业往往只将劳动力密集度高的生产环节迁往东南亚。北京也鼓励企业将高附加值工序留在国内，避免将核心技术和知识转移到海外。

福斯特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指出，目前越南半导体业最大瓶颈是人才不足，不少员工进入企业后仍需接受半年至一年培训，才能真正投入工作。越南本土供应链仍然薄弱，较完整配套集中在少数工业园区。长期往返中越的付鸣东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过去几年，他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供应商跟随客户进入越南，但“很多涉及维修或技术的问题，还得靠中国技术人员解决”。

这种依赖也体现在供应链层面。路透社引述越南官方数据报道，去年首11个月，越南自中国进口总额约168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0%，更超过2024年全年总额。其中约三分之一为电子零部件，许多随后在越南完成组装，再出口至美国等海外市场。

当越来越多工厂落地越南，但核心设备与先进技术仍掌握在中国手中，一个问题随之浮现：越南能否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还是只能成为中国制造链条向外延伸的一环？

上个世纪，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都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逐步建立工业体系，这一过程被称为“雁行模式”：生产转移带动技术学习、本土供应链成长，最终推动产业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黎洪和研判，和当年相比，今天的越南乃至东南亚面对的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上述亚洲经济体当年工业化时，全球许多制造业领域仍存在竞争空间，国际供应链也远没有今天这样成熟，后来者有机会从零建立竞争优势，“但今天，这样的发展窗口已大幅收窄”。

如今，中国企业已在几乎所有成熟制造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黎洪和指出，越南企业若想进入全球供应链，面对的是价格更低、规模更大、产品质量往往更具竞争力的中国同行。因此，不少越南企业选择直接从中国进口，而不是建立自己的供应体系，“结果是本土工业能力持续空心化”。

华侨银行亚洲宏观经济主管谢栋铭援引数据指出，2019年前，中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器、晶片、半导体等相关产品类别，对亚细安六国仍是贸易逆差；但去年中国在这些类别上对亚细安六国的贸易顺差已达1330亿美元，约占整体贸易顺差的12.4%，“现在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产业链外溢的一部分”。

不过，谢栋铭并不认为中国供应链向东南亚延伸，意味着当地制造业被掏空。他分析，相较于服装等最终消费品出口可能直接冲击当地制造业，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进入东南亚，反而有助于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也以日本企业上世纪赴中国投资为例指出，当时许多核心技术同样留在日本，但中国仍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培养人才和积累经验，逐步建立起自身工业体系，并在部分领域实现升级。谢栋铭说，东南亚如今已经拿到参与相关产业的“门票”，未来能否发展出技术能力和本土企业，则要看自身努力。

越南已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河内计划在2030年前培养5万名晶片设计工程师，2040年将半导体从业人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以上。今年1月，越南电子电信公司（Viettel）也正式动工兴建越南首座半导体晶片制造厂，预计2027年底投入试产。

对中国企业来说，越南或许只是供应链版图上的一个新节点；但对越南乃至东南亚而言，这场产业南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会孕育出新的工业中心，还是让区域更深嵌入中国制造体系，仍有待时间回答。

“这两年去（北宁）的多了，大家就是一窝蜂的。”这句话很准确，也点出了当前中国企业外迁的真实状态。

这波南下确实带有明显的“一窝蜂”特征：关税压力一来，大家几乎同步行动，跟着客户、跟着供应链、跟着“别人都去了”的心理往北宁、海防等地扎堆。短期看，这是理性选择——规避关税、保住美国订单、降低综合成本。但一窝蜂往往意味着信息同质化、决策高度同步，容易在局部形成过度集中。北宁的工业用地、配套、熟练工人在短期内被快速占用，后续进入者可能面临更高的租金、更激烈的同业竞争，以及越南本地政策调整的风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蜂拥”大多停留在产能搬迁，而非真正的能力迁移。研发、高端工艺、核心设备和供应链关键节点仍牢牢留在中国，越南更多扮演“组装+出口”的角色。这让中国企业短期内获得了关税缓冲，但也让越南本土工业升级的空间被压缩——本土企业面对的是更强大、更完整的中国供应链竞争，选择直接进口往往比自己建体系更划算。雁行模式在今天很难简单复刻，正是因为“领头雁”已经把几乎所有成熟赛道都占满了。

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要警惕的不是“去不去”，而是去了之后如何避免陷入新一轮低水平内卷。对越南来说，能否把这波产业流入转化为人才培养、供应链本地化和技术积累，而不是长期停留在“中国工厂的海外车间”，才是决定它能否真正完成工业化跃升的关键。一窝蜂可以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但产业升级从来不是靠扎堆完成的。